全面抗战期间，回国效力的华侨数量很多，仅粤籍侨胞就有四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四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一千余人。他们或组团编队回国服务，或三五成群投效军旅，情形十分感人。</p>

华北战事开始后，海外侨社立即行动起来，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归国服务团体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途。这些服务团体规模或大或小，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医治伤患的救护队、输送弹药的司机服务团、报道战况的记者团、宣传救亡的歌剧团，也有从事救济难民和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各属籍华侨回乡服务团。它们通常由当地侨团或侨界知名人士出面组织，并负责筹集路费及经费；参加各团体的侨胞，多经过严格甄选、短期培训，其中不乏身怀特种技术如医护、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国内紧缺的专门人才。</p>

一九三九年二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代雇汽车司机及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新马、荷印及暹罗等地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前后共有三千余人回到祖国。当时，滇缅路是西南大后方惟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军运任务。南侨机工克服路险、雨滑、疟疾乃至敌机轰炸等种种艰难险阻，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为祖国抢运战需物一九三九资，平均每日输入量达三百吨以上，被誉为滇缅路上的“神行太保”。一九四二年五月滇缅路运输中断后，这些机工遭“遣散”处理，生活陷入绝境。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报国初衷不改，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敌后抗日工作。</p>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富于爱国激情、矢志从戎的华侨青年学子跃跃欲试，请缨杀敌，并有远至万里自动归国者。为满足他们的抗日要求，同时也为培养抗日军中的有用专才，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总校及各处分校，都召有数量不少的侨生。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如华侨班、华侨队等。广西宜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原设一华侨大队，因请求受训的侨生过多，扩编为华侨入伍生团第五团，可接收侨生一千五百名。侨生在该校受训两年半后，由军委会军训部分配至各部队担任少尉军职。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设立特训班，集训从日本撤回的四百余名留学生，该班学员毕业后多派往军中做政治工作。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在福建南平组织的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亦曾“广收海外爱国志士，招考学兵”。此外，另有数以千计的华侨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p>

在华侨参军参战的热潮中，涌现出无数报国情殷的爱国志士。当时，国民政府侨委会和其它部门都曾接到无数的海外飞鸿，请求介绍、保送回国服务或参军。许多华侨青年还想方设法挣脱家庭的束缚和亲友的阻拦，甚至隐瞒身份回国。参加救护、运输等服务团体的侨胞，牺牲均极惨烈。战后统计，华侨机工原有三七九百余名，后来仅存一千七百二十三名，其余均已牺牲、病亡或失踪，损失过半。投效军旅的青年侨胞，也有不少人在前线奋袂杀敌、舍身成仁。例如，美国战时共有二百名左右的华侨飞行员服役于祖国空军。其中，有名震中外的战斗英雄、被誉为“中国战鹰”的陈瑞钿，“虎将”黄泮扬；有血洒长空的黄新瑞，以及其他数十位因对日作战或飞机失事而粉身报国的英烈。在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上，也出现了一批像晋北抗日女英雄李林这样的优秀归侨战士。</p>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妥协投降势力抬头，磨擦事件频仍。为使来之不易的举国抗战局面不致破裂，广大华侨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p>

海外侨社的讨汪运动开展得最早。一九三九年十月，南侨总会陈嘉庚从新加坡特地拍电报给行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提议“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通过，予汪派势力以当头一棒，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伪投敌后，华侨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一封封要求惩汪的函电飞向重庆国民政府。马来亚槟榔屿洪、江、翁、方、龚、汪六桂堂还召开六姓族亲特别大会，宣布将汪逆及江亢虎、江朝宗驱逐出族。针对汪伪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种种破坏华侨抗日救国工作的阴谋活动，各地侨团普遍采取了收缴、销毁汪伪宣传品等措施，如南侨总会即专门发出通告，号召侨胞“勿为汉奸利用”，“不为妖言所迷惑”，继续为抗日“捐资救难，不达胜利不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