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竞语气清淡:“大家都轻松点,不好么?”
汤佳怡扬起眉,“可总有事情不让人轻松,怎么破?”
看对方皱起眉头,她又补充道:“比如那些问题疫苗,能放心能轻松么?”
“姓庞的母女俩?不是都已经判刑了么?”
“是啊,非法经营罪判了19年和6年,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不可谓不重。可惜,却晚了5年,那么多问题疫苗已经散出去了!”说着说着,汤佳怡表情冷了起来,杀气腾腾道:“照我说,还是判的太轻,要是第一次犯案就把她关进去,而不是简单的罚款缓刑了事,就没有后面那些糟心事了。”
就在这个月,庞某某、孙某非法经营人用疫苗一案二审完结,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母女俩只能老实接受既定的命运。而一同涉案的上线供货商、下线批发商、门诊医师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曾经闹得举国沸腾的“问题疫苗案”就此翻篇。
“之前判三缓五不算轻,后面判成19年反倒有些重了。”
“嗯?”汤佳怡柳眉倒竖,双眼瞪视着丈夫,一副你不说清楚就有你好看的架势。
“再怎么说,她们卖的也是合法厂家出品的达标疫苗,以便因为保存期、保存方式的原因导致失效变成问题产品,本身却是基本无害的,这从始终没有致死致伤事件爆出来就能看出来。不然的话,等待她的,将是和三鹿田老总一样的无期徒刑。”
“嘁!”汤佳怡不屑地撇撇嘴,摆出一副深恨与其为伍的姿态,“无期徒刑又如何?还不是减刑改成有期了,这会儿没准已经保外就医了。说来说去还是贪心作祟,利润辣么大、处罚这么轻,自然有的是人想要效仿,这次进去一个姓庞的,未来还有张红卫、王红卫!”
“不会有张红卫了,”马竞摇摇头,“因为这件事,‘疫苗管理条例’在去年专门进行了修改,重新把口子关上了。现在疫苗采购必须通过省级集中采购平台,然后由生产企业直接冷链配送到县级疾控中心和接种门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疫苗批发企业和疫苗贩子什么事,直接一刀切了个干干净净!”
“无论如何,大型企业的违法成本都要比光杆司令的疫苗贩子要高不少,以后应该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
似乎是感觉话说的太满,马竞又连忙补充道:“就算有,也能够找到足够大的脑袋出来交罚款。就像前几年的福喜食品案那样。”
福喜食品是全球肉类加工巨头美国欧喜(osi)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向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之类著名快餐巨头供应鸡块、肉片等食材。后来,这家优质外资企业被暗访记者踢爆劣质食品丑闻,最终以高管判刑三年、企业合计被罚2700万收场。
说到这里,马竞微微摇头,语带遗憾道:“其实庞红卫的思路并没有问题,要是当初选择公司化、正规化经营,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遭遇了。真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汤佳怡面带寒霜。
马竞伸手抓住妻子的手,一边轻抚一边说道:“稍安勿躁,生气会长皱纹的。你是学生物的,虽然只有本科学历,别闹!”
制住想要炸毛的汤佳怡,马竞继续说道:“一类疫苗二类疫苗的区别,你应该知道吧?”
“哼!”女士冷哼一声,并没有做答。就算没有本科教育,亲自经手保管着四份“绿本本(预防接种证)”的她也对基本的防疫知识有所了解,马竞这么说简直羞辱人。
国际惯例,人用疫苗成两类:一类疫苗由国家强制免费提供,只针对那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如肺结核、白喉、破伤风、麻疹、乙肝等,所有新生儿都要接受接种,不打就是违法。除了这些专厂生产免费疫苗,余下所有商业疫苗都归入二类,由消费者自愿付费接种。
“一类苗强制免费,没啥利润,企业和医院都更加喜欢二类苗。二类疫苗以前同样由卫生疾控系统专销,终端成本高企、销量增长迟缓。然后在2005年终于放开了口子,允许有资质的企业涉足疫苗的批发销售环节。”
“等等!”汤佳怡挑挑眉毛,“2005年,那时好像是姓郑的那家伙在管药监这块?这么一来也就能够想通了,他敢创不要脸皮地一年放行一万款新药,给疫苗企业松绑貌似也是理所应当了。”
马竞伸出十根手指,比划着说道:“哪有那么多新药?药监局最后辟谣了,每年新药只有一千出头,三黄连冲剂这种改剂药也是一千多,剩下八千多都是国产仿制药。”
因为进入药品降价目录会导致利润降低,厂商便想到改变剂型包装,以新药名义加价重新上市的花招,导致好药常用药一进目录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效果一样但价格翻了几倍的“新药”。
“怎么这么多仿制药?”
“都是一年一年攒起来的,很多都是从上个世纪就开始申请仿制,最后卡在等效验证这一关死活拿不到批文。好容易等到郑局开闸放水,自然汹涌而出。”
所谓仿制药,便是剂量、成份、功效等各方面都像专利药的仿制品。众所周知,现代西药都是化学合成药物,找到一种有效成分,通过重重验证确认其安全性、有效性需要8年以上时间,耗费数亿十亿计的资金。新药开发成本巨高,资本家不愿折本,自然要趁着专利保护期狠赚一笔,进而导致专利药售价普遍奇贵。
而药企按图索骥,依照专利文件重新研发,就能省下费钱费时的前期成本,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仿制药。由于仿制药厂间的价格竞争,仿制药的售价通常只有专利药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取决于供应量),天然受到患者的欢迎。而仿制药泛滥又动了专利方的蛋糕,不利于鼓励创新和新药开发,因而各国在对待仿制药时都是左右纠结,管紧了被百姓骂,管松了被大牌药企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