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赵安民、程荩等人就任后的工作，也不光是为了科举和捞钱事宜，安抚地方民生和解决百姓温饱同样是重中之重的事。繿

广东虽然富庶，但也仅仅局限于广州平原，其余肇庆、高州、韶州、南雄等州府都为山地，粮食作物产量不高，自尚之信反复后，更是兵灾连年，而福建自古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沿海的百姓都以捕鱼为生，自国姓退守东番后，清廷就历行迁界净海的国策，这导致了两省地方百姓食不果腹，民无衣食所养。

因为广东和福建的特殊地理和历史因素，马仲英考虑再三后，同样以中书省左丞相的名义免除了两省百姓一年的农税，并要求陈秉文和赵安民在两省大力推广甘蔗、玉米、番薯以及水稻等农作物，推动两省的传统产业，例如佛山的炼铁业，福建的制糖和茶业，总而言之就是尽快令这两省恢复民气。

至于浙省，马仲英倒没有过多要求，毕竟浙江乃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只要不瞎折腾，就不会出什么乱子。

为了恢复地方，马仲英免除了闽、浙、粤三省一年的农税，这就令本来看似充足的府库变得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应付可能和清军的长期相持，马仲英决定在商税上做文章。

明朝商税主要分为这几种，明初砍柴，盐，鱼，酿酒，做醋，摆摊都要收税。按制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于有司。

明太祖时期，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宣德朝新增行商过关税，即设置了钞关，成为了日后征集商税的主要来源。

商税的税率同样是采用“三十税一”的比例，“凡商税，三十而取一也，过者以违令论。”繿

此外各省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雇装载者，务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也正是明太祖着力于对商税的控制，这才有了明成祖的永乐盛世。

只不过自土木堡之变后，文官势力抬头，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们高举着孔孟之道的大旗，对国家税制横加干预，甚至将朝廷收商税比作与民争利。

因此明朝的工商业虽然非常发达，但商税却越来越低，原因就是商人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相勾结，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朝的士大夫代表着商人阶级的利益，

在士大夫阶层的推动下，明朝的商税一降再降，竟然从百分之三降到了百分之一不到，几乎就和不交税没有区别。

即便是这样，底层的商人还在不断地偷税漏税，导致朝廷税收流失严重。比如茶税，云南、福建等产茶大省收的税，简直低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

嘉靖时期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可是一年征收的茶税不到两万两。而浙江的茶叶税收竟然只有可怜的六两，云南为十七两。商人阶层偷税漏税情况和明朝的税率之低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东南的士大夫阶层甚至勾结海商、倭寇，从事走私贸易活动，每年赚取巨额的财富。而由于海商垄断了海洋贸易，在士大夫阶层的帮助下疯狂走私，明朝根本收不到什么税，赚取的银子都进了海商和士大夫阶层的腰包里。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