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4年早春三月的成都，已经有了些许暖意。大顺国四川节度使幕府某处戒备森严的偏殿内，节度掌书记刘奇正在审阅一些文件。

他现在是恩主刘忠贵最为倚重的文官，是整个幕府上传下达及对外交涉的主要操作者，能力自然不用赘述，这从他官职的要求就能看得出来：“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甿，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

也就是说，大半个四川的军务、文教、外交、朝觐、人事、祭祀等方方面面政策、号令所出的公文，都是由他来写就的。这不但要求他文辞练达，同时也要求他刘某人能够正确理解幕府最高长官即四川节度使刘忠贵的意思，毫无疑问，这就是刘忠贵核心圈子的文官，同时也是他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

而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能不提一下如今刘忠贵幕府（即原大顺左营）的特殊地位，即他们在军权、财权、人事权上有极大的自主性。按照长沙朝廷的说法，四川幕府就是：“……奏请专才佐幕，员额依制。数内有迁转停罢者，或须更替，任凭奏来。如辟用他官，不奏亦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刘忠贵想要任命什么官员，只需事后向朝廷报备就是了，无需事先获得批准。虽然这些官员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且外交权仍属于朝廷，但说真的已经有了不得的独立性了，这既是历史上五营军制遗留下来的滥觞，同时也有左营奋勇拼杀，出奇兵入川独自——好吧，这点有些夸张，但也差不了太多——打下一片天地的缘故，属于奇功，不得不重赏，故有独自开幕的特权。

与刘忠贵相比，原本同样独自打下江西的前江西节度使郭升，就没这种好运气了。出身中营的他受李过节制颇深，人员调动、钱粮发放、军队整编等方方面面，都有长沙方面的参与，因此他的独立性就远远不如刘忠贵。这无关其他，只和出身及掌握的资源有关，谁让你的父亲不是李自成时代的元老——李自成率二十万兵马经山西攻北京时，刘芳亮就独自率一支十万人的偏师绕道河南北进，堵死崇祯君臣南下的道路，可谓是老资格军将了，一开始就独掌一营——你也没有立下泼天大功呢？

所以，郭升至死都没有得到开幕建府的特权，江西的很多权力都被长沙朝廷掌控着，特别是后期军队整编之后就更是如此了。当然郭升本人也没有什么割据的心思，对李过也很是恭顺，故在江西表面上权势很大，与长沙方面将一处所谓“君臣相得”的大戏保持到了他的人生终点。而郭升如此，继承他节度使大位的族侄，同时也是他心腹部将的郭世安，权力就更不如他了，只会更小。如今郭世安也六七十岁的人了，以这个年代的人均寿命，相信并不会活得太久，等他一去，怕是江西节度使这个职务也可以撤销了，或者仅仅是变成给重臣加衔的美官，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刘忠贵有如今这个局面，到底是有多么不容易了！坐拥半省之地，麾下精兵猛将云集，独自开幕建府，威福自用，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至少，如今大顺军中仍保有一定独立性的右营袁保所部、商洛山贺道宁所部是非常羡慕的，并且隐隐以之为榜样，摩拳擦掌想要打出一番天地来，然后也开个幕府、弄个节帅当当，那是何等地逍遥自在，且还名正言顺，多好！

不过以如今的顺、清局势来看，要做到这一点怕是非常困难了。袁保的右营（由其父袁宗第传下来）被困在湖北前线，如龙游浅水，动弹不得，每日里都要和清军互相消耗，虽然补给还算充足，但多年征战下来的老兄弟死伤不少，总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事袁保还没法说什么，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谁让你顶在前线且周围又没有可以发展的土地呢？举目四望，周围除了清军堡垒就还是清军堡垒，无法如左营抓住吴三桂老贼病倒的良机悍然入川，这就是时运不济了，怪不得谁。

而从父亲贺珍手里继承基业的贺道宁呢，比之袁保怕还有有些不堪。因为其父贺珍曾有过短暂投降清军的黑历史，且很多时候镇守西北，因此与长沙朝廷治下颇为不熟。后来李自成出奔湖广，贺珍父子也杀了清廷监军，毅然南下归建，总算加入了大顺这个体系。只不过限于种种原因，他们始终融入不到李过的核心圈子内，再加上一直驻守商洛山中骚扰陕西清军，故与长沙方面联系也不是很紧密，虽然一直以来都接受朝廷号令，且补给也多是湖南方面输送，但那股若即若离之感却怎么也挥之不去。

现在的贺道宁，局促在商洛山中，地盘狭小、贫瘠，日常所需大部仰赖外界。以前还有左营接济一些钱物，现在左营入了川，郧阳府大部被长沙朝廷收回，他们就更是完全依赖长沙朝廷了，因此最终被彻底控制、收服也是可以预期的事情，就更别提自成一体，搞独立王国的事情了，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搞来搞去，大顺体系内现在的山头是有慢慢消融的趋势的。这样一来，占据四川精华地带并独自开幕建府的左营就比较扎眼了，等于是大部分压力都要由他们来承担。在这一点上，作为刘忠贵幕府节度掌书记的刘奇早就已经感受到了，树大招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