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青史，历朝历代，已然给出了清楚答桉。

重农，抑商！

直接一刀切的抑！

士农工商，商为贱籍，为社会最底层，从礼仪道德，到法度规矩，层层设限。

但同样显然的是，前明数百年时间，商业的演变，亦是证明了这一套，已然不符合时代了。

任何事情，显然都是相对的。

一个家境优越，坐拥丰厚财富的富商，又怎么可能甘心被限制在社会最底层，连地里老农都不如？

有钱，就必然有地位。

有钱，没地位，那也会想方设法用钱，去换取地位。

这时必然。

从根源的限制，就会导致前明时期那般几乎是让王朝倾覆的弊。

因为前明，是从洪武这个根源上限制商，漠视商。

这种限制，却不可能一直保持严苛。

商人该发展起来，还是会发展起来。

前明江南的商贸盛行，便是至理。

而洪武之后的大明天子，朝臣，也不可能再如洪武那般，严格贯彻限制之策。

如此之下，带来的，便是前明财税的糜烂。

毕竟，前明，从根源上，是重农抑商，商人，是最低等。

可事实上，商人，在前明，却已随着时间而慢慢崛起。

朝廷之策，是从根源上漠视商业，而事实上，又无力继续保持对商业的压制。

而朝廷从根源的抑商之策，自然注定了，前明朝廷，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商税之策。

商业的存在，就在这一个空窗期发展。

朝廷的打压，只存在于口头上，无力贯彻落实，商业的环境，在洪武祖制的限制下，又难有丝毫管制束缚。

野蛮生长以来，官商一体的怪物，便在前明诞生，一步步掌握话语权，一步步吞噬着前明。

从而铸就了前明坐拥江南之富庶，财政之苛据，却是千古之未有。

天子很清楚，他现如今做的每一件事，定下的每一个规矩，都必然会影响数百年。

他的这一切，在大恒，便是不容违逆的“祖制”！

祖宗不足法这句话，虽说霸气，但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于现实。

一个国家的存在，法理大义这种东西，看似虚无缥缈，但却是比之任何手段政策都有效的束缚。

他为大恒开国皇帝，大恒，乃他开创，那只要大恒未亡，大恒没被篡国。

后世之君，后世之臣，存在的依据，就是继承了他昭武帝的法理大义。

对他昭武帝定下的政策，规矩，他们可以阳奉阴违，可以让其形同虚设，但绝不可能去光明正大的否决！

否决他昭武帝，就是否决他们自己存在的意义。

就如前明之大诰一般，自洪武之后，虽形同虚设，虽无论前明之君，还是前明之臣，几乎无人在乎，甚至都当其为笑话。

但洪武之后，哪一位大明之君，大明之臣，会光明正大否决大诰的存在？

他昭武帝的规矩立下，执不执行是一回事，存不存在，又是另一回事。

只要规矩存在，哪怕一任天子昏庸，一人臣子无能，让其形同虚设，但若出有为之君，有为之臣，他昭武帝留下的规矩，便是他们强国富民的最大倚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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