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廷扬的声东击西策略对尤世威很是奏效，皇帝陛下也乐得不点破，顺着尤世威的意思，同意将铁甲船并入军方的重点研究项目。
尤世威总觉得自己似乎被坑了，只能以陆海军有同样需要为理由安慰自己。
不过这也不算错，改进了发动机效能之后，无论是蒸汽冲车还是铁甲船都能用。而且钢铁配方的改进除了对制造大海船很重要，对陆军一样很重要。
谁都需要更轻便更坚固的盔甲，以及更锋锐的冷热兵器。
除此之外，陆海两军也都需要更强大的火药，以及火药之外的发射药。在发明连珠铳后，大明的军工匠人发现要想真正解决气体泄漏的问题，仅靠钢材咬合密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微缩的“弗朗机”。
弗朗机炮的发射机理和构造可以视作一枚粗糙的子弹，只有将其内部彻底封闭，发射药的力量才会最大化推动弹丸，保证冲击力和射程。而这种发射药显然不能用需要明火引燃的火药，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钢铁、火药同时指向了另一个关键点：化工。
非但化学需要进一步发育。还要形成化工。
徐梁知道化工产业的重要性，但也知道自己的斤两。连揠苗助长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用自己最擅长的手法：建学、砸钱、办期刊。
十一月，帝国化工大学正式在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建校招生。这所与经世大学同样规格的新大学，涵盖了从钱塘江到西湖南岸的广大西湖风景区，请了江南最负盛名的园林大家进行校园设计。
宋应星出任帝国化工大学祭酒，同时兼任物理和化学系教授。
与经世大学不同，帝国化工大学从筹建以来就受到了各方关注，多有乡绅和浙省势家捐赠。他们倒没想过借大学敛财获利。单纯是因为帝国化工大学离着家乡近。同时也因为帝国化工大学的化学系和医学院对他们的生活有极大影响。
在他们看来，化学多半是依据设立的金丹之学，是解决死后的问题。
医学院则汇聚了江南许多国医圣手，是解决生前的问题。
这两点可要比京师大学的技工之学重要得多。
初生的化学其实并不需要研究者特别高的天赋，它更像是科学王国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人手进行实验。进而将实验过程和结果形成理论，以公式方程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明代，道士们已经发明了制取硫酸的方法，并将之用于药物。利玛窦和汤若望也带来了西方制取硝酸的方法，与明朝道士们的方式有异，结果却是一样。可以说。在无机酸的制取上，大明已经有了足够的实验室基础。
宋应星在消化了前人的知识基础之后，通过定义命名，总算开始了新的征途，带领着三百学生开始研究人工制取纯碱和烧碱的方法。同时也安排人手研究如何提高产能。
徐梁因为化学的进步也不得不设立皇明定名学会，对各种单位、元素、产品名称进行定名。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名正也是儒家追求的目标，故而对这个定名学会的期待极高。非但内阁以次辅孙传庭加入学会，同时还广邀海内名儒，如黄道周、刘宗周等人也都入内供事。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儒，博览群书，就算是新的事物也能找到与三代时旧事物的联系，正适合做这种工作。
徐梁则主要是学习。
即便他是皇帝，也不可能强迫天下人改变来适应自己，否则就成了暴君。徐梁并没有当暴君的欲望，所以他还是决定在大方向上随大流。比如现在，他也习惯了用“阳作”来表示氧化反应，用“阴消”来表示还原反应。
当然，这与徐梁当年化学成绩平平也有关系。
在徐梁实行“劫富济贫”之后七年，大明世家家们终于学会了照章纳税，申报财产。对他们而言，纳税是义务，申报财产则是自保。只有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有多少钱，才能免去无妄之灾，更不用担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落在自己头上。
至于通过宗族捐赠来逃避税款的事，在大明境内屡有发生，不过在见识了朝廷“举族流放”之后，这种行径已经颇为收敛。到底逃的是一家之财，而宗族中仍旧有广大的“无辜族人”。他们可不愿意为了这点事就被官府流放到河套、海西、大明利亚这些万里之外的地方。
在扩大使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时候，徐梁还怀有一丝谨慎，但等他尝到了举族流放的甜头之后，彻底将“现代法治思想”抛诸脑后，根本无视了无辜者的哭喊，只关注于河套地区的汉蒙人口比例，以及大明利亚、海西的人口增长速度。
法制、税制的改革，让大明的国库勉强能够支撑国家各项开销，但数以百万两的军费、科研费用，仍旧让大明掌舵者们过得心惊胆战。
“陛下，如果继续扩大官吏人数，不控制行政开销，国库入不敷出只在明后两年之间。”红娘子终于扶正了户部堂官的位置，成了华夏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尚书。
徐梁听红娘子这么说，就知道这位女尚书还是站在自己一边。
否则她就不会直接要求控制礼部、吏部的经费，而不提军费的事。这种忠诚是徐梁变法的支柱，也是文官再次抱团形成整体官僚集团的阻力。
“开源呢？还有什么开源的法子可以想？”徐梁问道。
红娘子面露纠结，放缓了语速，低声道：“陛下，若说开源，或许以战养战可以一试。”
她又道：“臣看报纸上有人提出以‘西南之战，养西北之战’，或许可行。现在海外购粮是我朝最大的外贸开支，而且安南、暹罗的米价日益渐长。如果能够收伏暹罗、安南，降低采粮成本，于国家有莫大好处。”
徐梁咧嘴笑了笑，暗中感叹农耕文明的思维惯性。欧洲人殖民全球，要的是市场、特产、贵金属和劳动力，而大明还是更看重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