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5年，吴帝孙权嘉禾五年，十月。

孙权将手中的奏疏摔到桉上，冷笑说道：“刘禅所言，不过是搪塞殷礼之语。蜀人不过占据关中就如此蔑视我国，其若攻占并州河北，岂不是要视我国如无物。若无我大吴出兵荆北，蜀人又如何能攻取东二郡。”

黄门侍郎谢宏迟疑半响，说道：“陛下，臣以为汉主之语应不为假，要不然又何必以征讨蛮夷为由休兵二年，再与我国一同出讨逆魏。”

孙权瞥了眼谢宏，敲了敲桌桉，不满地说道：“卿以为如何？刘禅若有心相助我大吴北伐荆北，派遣王平统万人出武关道袭扰南阳即可。或者卿又如何解释关兴于朝堂之上，当众讥讽我国使臣之语。”

谢宏硬着头皮劝谏道：“启禀陛下，臣以为蜀人或许有其他兵事安排，毕竟蜀人十余万大军在关中鏖战许久，初下关中，粮草谷物多有折损。又在长安新设陪都，农事、政事、兵事多有繁琐，故难以轻易允诺我国出兵。”

“陛下当以息怒，待明年继续遣使，以向汉主约定北伐时间。毕竟汉主送三百匹精壮战马与我国，可见其交好之心，不似有假。”

闻言，孙权深吐口气，清醒了许多。自从合肥回国之后，因为东吴财政的问题，自己的脾气暴躁许多。

孙权揉着眉间，说道：“谢卿所言有理，殷礼出使有功，升迁为零陵太守，以为嘉奖。广派斥候渡河北上，收集情报以为北伐之用。”

“诺！”

侍中是仪见孙权气消，趁机进言说道：“启禀至尊，我大吴连年征战，府库日渐空虚，赋税加重，而百姓户籍却不多加，民生疾苦。是故我国可效彷蜀人内安百姓，勤修兵甲，囤积粮草，以为北伐之用。”

孙权面露不满，隐晦地说道：“今天下扰乱，我大吴若不举兵伺机以动，如何能于天下立足。况且朕继位以来，后宫妃嫔、宫娥不过百人，宫殿未修，甚是勤俭。又施恩于国内，减轻刑罚，放宽田赋。户籍未增，岂是如此简单？”

孙权此言倒不是自夸，他除了在军事方面能力不强，在中期以前，无论是治政，还是爱士都很出众。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除了爱开酒会，喜欢射虎之外，他为人没有特殊的癖好，很是节俭。

故他今日之语，是暗指东吴国内的江东士族豪强，说他们隐藏户口，兼并土地，各族皆有部曲，不被政府所掌握。

孙权的东吴与江东士族相辅相成，在东吴壮大的过程中，江东士族也随之壮大。因此孙权常用一部分听话的“士族”去压制另一部分不听话的“江东士族”，保证政权稳定，也给出了信号，谁拥护孙氏政权，谁就能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

因此孙权在东吴的统治，可以看作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联盟。孙氏本身就是为宗帅，为了拉拢归附他的士族豪强，推行独特的领兵制度及复客制度，共同瓜分所获得的利益。

在这独特的部曲制下，这些宗族内部的士兵名义上归属孙权，但实质上属于各姓宗族。如陆逊的五千部曲，朱然一万部曲，孙瑜万人部曲，孙姣二千部曲。这些士兵的背后又代表着每户家庭，即陆逊五千户、朱然万户。

如此大规模的数字之下，意味有数十万百姓甚至高达百万的百姓在不缴纳赋税给东吴，而是上缴给各自的家主。

在这种独特的领兵制下，这些士卒完全是可以为私人服务。虽然明面上私役不合法，但实际处理上很难分清楚公私。比如朱然万户部曲耕种，可以上缴一部分作为军饷，即便是私役，将领们也可以反驳说是为筹备军费，无懈可击。

同时东吴的潜规则之下，士兵是可以被子嗣所继承。孙权可以把他人的部曲调拨给其他将领，但却违背规则。在东吴领兵是一种权利，而不代表是一种作战的职责。

如孙权爱护吕蒙，欲把战死三将的部曲调拨给吕蒙，却被吕蒙以’三人为国事而死，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为理由拒绝了。在三将的子嗣长大之后，吕蒙将部曲还给他们。

更重要一点，那就是孙氏为了激励士族出战，不论对内或对外的战争，所获得的‘兵’皆由君主与诸将分取，如同后世公司盈利分红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江东那么热衷于打山越，因为山越好打又好抓。凡事硬骨头的山越及其他敌人，所得利益或许会得不偿失，难以激发他们的动力。

在防御战上，江东士族为了部曲，以及背后的大量利益，自然会拼死作战。毕竟这种独特的部曲制度是被魏、汉这种集权国家所难以容忍的，战败也就意味着家底没了。

是故，孙权此言直接把是仪干沉默了，是仪总不能说咱们的最大的内贼是以孙姓宗室为首，士族、将军为左右的军功集团吧～

谢宏沉吟良久，拱手说道：“陛下可知蜀汉直百钱乎？昔日刘备攻克成都，忧军用不足。刘巴进言以铸直百钱，数月之间，府库充实。陛下可效彷此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