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指挥部，连水都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摆在桌上的电话便响了起来。别济科夫离电话最近，随手就抓起了电话。他听了片刻，便从座位上战起来，陪着笑恭恭敬敬地说：“您好，您好！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吗？……是，是，我明白，……好的，我会向司令员同志转达您的命令。”

他一放下电话，就向我报告说：“司令员同志，刚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电话，命令您和军事委员、副司令员三个人，立即赶到方面军的战地临时指挥部。”

丹尼洛夫听完，一脸茫然地望着我问道：“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还从来同时召集过我们三个人，难道是出了什么大事吗？”

“没错，副司令同志，肯定是出大事了。”基里洛夫笑着说道：“您想想，如果不是大事的话，怎么可能把我们三个人都召过去呢？”

“会有什么大事呢？”丹尼洛夫皱着眉头苦苦思索起来，片刻后，他突然睁大眼睛，吃惊地说：“难道是瓦图京觉得我们在最近的战斗中表现得不好，要把我们三个人叫去臭骂一顿，没准还会受到降职处分？军事委员同志，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行了行了，军事委员同志，您就别再逗副司令员同志了。”我看丹尼洛夫都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连忙制止了基里洛夫开玩笑的举动，主动向对方解释说：“我觉得瓦图京司令员叫我们三个人去司令部，肯定是召开军事会议。至于内容嘛，那根本不用猜，肯定是和大反攻有关的。”

“大反攻？！”丹尼洛夫听我这么说，顿时眼前一亮。在得到我的确认后，他立即站起身来，将摆在面前的笔记本和铅笔收进了公文包，开始催促起我们：“司令员、军事委员，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出发吧。”

我们三个人挤在同一辆吉普车上。在另外两辆吉普车的护送下，朝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前进。很久没到外面来过的基里洛夫和丹尼洛夫，看着路边行进着车辆和指战员，以及各种防御工事。忍不住指着窗外开始议论起来。

坐在副驾驶位的我，听到丹尼洛夫在说：“军事委员同志，您看看那个山坡上的阵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前面的视野也被扫清了。德军就算付出惨重的代价，也不见得能夺下来。”

基里洛夫谦虚地说：“副司令员同志，我在军事方面是外行。不过早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丽达指挥一个师坚守在马马耶夫岗，足足几个月时间，德军都无法前进一步。……”

我听到基里洛夫的夸奖，不禁感到一阵脸红，连忙转过身子对他说道：“军事委员同志，您别夸奖我了，那根本不是我的功劳。如果不是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我们根本没法坚守几个月之久，更别说像一道闸门似的挡住敌人，让他们一步都不能前进。”

基里洛夫扭头看着旁边的丹尼洛夫，笑容可掬地说：“副司令员同志，您看看，丽达就是太谦虚了。当时离马马耶夫岗不远，有一个高地，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坚守高地的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被打光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还几度易手。但到战役结束后，这座高地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没错，军事委员同志，”丹尼洛夫也附和着基里洛夫说：“以前我始终觉得战争是男人的事情。女人根本不能参与。说句实话，奥夏宁娜同志来担任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心里是有意见的。但作为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我虽然心里有很多不满，但对于上级的命令，我还是坚决服从的。这次战役爆发后。我对司令员在战前的很多安排是不满意的，觉得按照她这样的部署，是根本挡不住敌人进攻的。”说到这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可是等战斗打响后，看到敌人在这些防御部署面前束手束脚，进展迟缓时，才扭转了我对她的看法。”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夸奖，让我感到有点无地自容，只好把目光转向窗外，以摆脱自己尴尬的境地。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丹尼洛夫说了一句：“也不知道今天开会，能不能看到阿帕纳先科大将？”

我连忙转身问丹尼洛夫：“方面军副司令员怎么了？”

丹尼洛夫听到我这么问，不禁瞪大了眼睛，吃惊地说：“怎么，您还不知道？”

我一头雾水地反问道：“我该知道什么？”

“我听瓦图京司令员说，他最近又在各集团军的防区到处跑。司令员担心他的安危，特意打电话让我留意，如果遇到他的话，千万别让他到危险的地方去。”说到这里，他望着基里洛夫惊诧地说：“难道上次大将同志到集团军司令部的事，您没有告诉奥夏宁娜吗？”

“没有，”基里洛夫摆摆头说，“我以为瓦图京司令员会告诉她这件事，所以就没和她说过这事。”

“副司令员同志，您知道大将同志最近在什么地方吗？”我知道在真实的历史里，阿帕纳先科就是这几天因为遭到德军的空袭而牺牲的，所以对他的安危格外关注，所以迫不及待地问丹尼洛夫：“他如今身边的警卫力量有多少吗？”

“能有多少？！”丹尼洛夫耸了耸肩膀，说：“随身就带了一名司机和一名警卫员。就他们三个人，即使遇上了德军的小股部队，也会有危险的。”

虽然我不知道阿帕纳先科在什么地方，但还是吩咐丹尼洛夫：“副司令员同志，待会儿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假如没有见到大将同志的话，您就给别济科夫打个电话，让他通知各师师长查找大将同志的下落，并要保证他的安危。如果大将同志在哪个师的防区内发生意外，该师的师长将会被撤销职务。”

我们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时，有专门的执勤军官，引导我们三人来到了接待室。此刻屋里挤得满满的，至少有二三十人，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靠墙的长凳上聊天。我刚进屋，就听到有人和我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是近卫第七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将军。

我连忙抬手向他敬了一个礼。友好地说：“您好，司令员同志，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