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场并不是所以人都认为中医是西化的，他们认为中医还是原来的中医，根本就没有存在西不西化的问题，这些人也就是一直阻碍中医改革的那些学者们。

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就不了解中医。

“中医是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是世界范围内唯一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传统医学。而与全球化的西医相比。其科学观念、概念范畴、理论思维也各不相同。倘若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华夏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王明点头示意对方先坐下，待得对方坐下去之后，说道。

“在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里，中医成为华夏传统文化中的“重灾区”。尤其是近五十多年来，在尚未从哲学、科学的源头明辨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与属性的情况下。却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中医陷入“中医西化”的误区，而且至今不能自拔。这是人类文化科学史上罕见的特例，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文化冤假错案”。其典型的特点是，“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数十年来，这一“文化冤假错案”在“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创新”等口号的包装下，已经突显出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以及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全方位的扭曲和解体。”

说道这里，王明又开始了像对那些学生普及知识一样的讲起了中医哲学：“没有哲学思想。就不会有中医基础科学；没有中医基础科学，就不会有中医临床技术規範；脱离了临床技术規範的中医，必然要朝着两千多年前经验疗法的方向倒退。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和唯一选择是。为了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就必须遵照中医内在的科学规律，恪守科学发展观的宗旨，明智、果断地告别中医西化。”

“王教授，什么是中医西化？”就在这个时候，还真有人站出来问道。这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对于国内的一些状况都是以西方思想来看的，他看不出究竟有什么问题。对于他的问题，王明并没有露出不满，而是微笑着让对方先坐下，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却变的严肃起来。

“要想知道什么是中医西化，首先要从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华夏的泛滥说起。

你们都知道，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走向没落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李鸿章将这种双重危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华夏人同时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随着愈演愈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的蔓延，在华夏人的眼里，物质、利器，以及生产物质、利器的近代科学与技术，日渐上升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华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哲学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挞、批判中，逐渐地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的呼声中，所要请进来的西方科学，当然就是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

王明稍作停留，让这些人都回想一下当初所学的历史。

“我们不反对“以夷制夷”，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但是在处理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时，更需要历史与全局的智慧和胸怀。这种智慧和胸怀是，在面对目前的选择时，应该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在面对彼此的兴衰时，需要从整体的维度比长短。对于这些方面，李鸿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都不免给人以顾此失彼之憾。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前面提到西方近代科学的时候，总是把“近代”和“科学”联结在一起。这是希望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与全局角度，看清“近代”，并正视“科学”。”此时王明有些义正言辞的说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