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尘就是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声音，他才专门找到柳鹏问了这个问题，而柳鹏也笑了起来：“这一次朝廷之所以允许京边钱粮留用地方，完全是海右会之功，但是未竟全功……”

他扳着手指说道：“登莱虽然减去了二厘加派，仍然有两次七厘加派，朝廷仍然是强派了山东六十万石，登莱必须召买四十五万石，青济加派则只减一厘，有三次八厘之征，更需召买十五万石，而且船只水手都得我们登莱来解决。”

在户部答应地方留用京边钱粮以后，省里的官僚机构就高效运转起来，现在山东召买六十万石的任务指标已经分配下来了，登州府与莱州府各负责二十二万五千石，加起来是四十五万石，而青州府与济南府则各负责七万五千石，加起来是十五万石。

不管是登莱两府的每府二十二万五千石，还是青州府的七万五千石，都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大家对于朝廷的作风心有余悸，去年从三万石提升到十万石，又从十万石突然暴增到二十万石，最后又从二十万石追加三十万石，三十万石的任务还没搞定，又突然增加到六十万石。

柳鹏说到这件事，大家都觉得今年朝廷未必不会继续玩这样的把戏，柳鹏也顺着大家的想法往下说：“今年能留用京边钱粮，又省去三十万两银的加派，皆是海右会与诸位同仁的功劳，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没有海右会顶着，或许奸臣乱命就得以得逞了！所以登莱青三府不能没有海右会！”

柳鹏当即说起了海右会解散的严重后果：“东三府若无海右会，恐怕会任由朝廷摆布无力应对，朝廷今日说加派十万两，明日说召买十万石，海右如何应对？但只有海右会在，朝廷就无以得逞。”

柳鹏继续说起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柴薪之银海右不与，本无抬夫之役，朝廷谓减银，硬生生把柴薪银加在登莱两府身上，当初若有海右会，这等乱命怎么可能涉及海右！”

柳鹏说的这是一件往事，明朝华北地区农民的一大负担就是每年都要组织大量人力去易州山厂充当柴夫，每个柴夫到了易县山厂得替朝廷白干三个月，而且连来回路费都是自已来解决，更可怕的是每个月都从易州山厂抬四百斤柴走几百里山路交到北京城里的惜薪司，而惜薪司还会主动给柴夫加担子，一个月实际要交的柴薪可能会达到六百斤、八百斤甚至上千斤。

去易县山厂当一次柴夫对于农民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几年都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朝廷决定给地方减轻负担，强征的柴夫改为折银，只是折银以后地方负担反而更重苦不堪言。

于是朝廷继续为地方减负，原本只有西三府和青州府需交柴夫银，登莱原本不需向易县山厂提供柴夫，自然不需要征收柴夫银，但是现在扩大到整个山东，登莱两府也得上解柴夫银。

西三府和青州府的农民负担稍稍减轻，但登莱的农民负担却大幅增加，每年要多交四千两柴夫银。

整个山东的柴夫银征收总数也在继续上升，而且这种柴夫银的征收持续到现在，登莱两府一直苦不堪言。。

柳鹏继续说道：“何况东府本无有养马之役，无运河之役，赋税较西府稍轻！朝中诸众恐怕早已经是虎视眈眈，今日海右若无海右之盟，恐怕是开门揖盗，后患无穷！”

柳鹏说的也是实情，东三府由于禁海政策经济贫穷落后，算是远恶军州，但正因为如此东三府的赋税相对较轻一打，所以朝廷诸公肯定会在这上面打主意千方百计创收。

因此柳鹏这么一说，大家都第一时间理解了海右会存在的意义，那边司徒弄玉就说得很直接：“只要海右会存在一日，朝廷便一日不能肆无忌惮，海右会若是不存在，朝廷必将乱命四出，永无宁日。”

司徒弄玉这话说得很好，只是柳鹏却是继续说道：“何况今日在地留用者，京边钱粮是也，山东海右解京解部之银，何止是太仓之银。”

而现在柳鹏就说破了海右会下一步的谋划：“海右本系远恶军州，却有加派有召买有海运，负担奇重，在解京解部粮钱上必须力争，也不能不争！此等重任，舍海右之盟之外还有何人？”

全场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