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虽然有厚利可图，但沈滨还是有些犹豫：“贤侄，多投入一些，我是无所谓的，就怕辛辛苦苦，最后落了一场空欢喜。实在这事风险太大，大明开国以来登莱就没停过海禁，咱们干的可是违法甚至杀头的勾当啊！”

他跟柳鹏说了掏心窝的话：“实在是咱们俩份量太轻，在咱们黄县还算号人物，出了黄县，谁认识咱俩，这些年因为海禁这事，连总兵、通判、同知这样的老爷都拿下了好几位，一个不小心，咱们的乌纱帽就飞了。”

柳鹏却是冷笑：“沈叔，咱们有乌纱帽可飞吗？哼，只要有顶乌纱帽，别说是这帽子飞了，就是进班房掉脑袋，我也心甘了，可是咱们头顶有乌纱帽吗？”

说到这，柳鹏说得更狠了：“我倒是忘记了，沈叔跟我一样，不但没有乌纱帽，连个名份都没有！”

这话沈滨听得有点窝心，把他深深隐藏的伤口又挖出来了。

论身份论地位，他比柳鹏高得多，但是在名份上，他跟柳鹏都是个“役”，而不是“吏”，更不要说是“官”。

在大明朝，“官”、“吏”、“役”是三重完全地别的身份，官就是有正式官身的官员，直接由吏部任命，普天之下的文武官员也就是十几万人，如果算文官的话，全国总数也只有两三万人，放在另一个时空就是“重要领导干部”。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黄县衙门总共只有五个官身，知县、县丞、主薄有品级入了流，典史与教谕不入流，是黄县最顶尖的统治阶级，

在另一时空经常有人喜欢拿“历朝官民比例”攻击国朝，实际他们并不知道这所谓“官”跟公务员的定义是完全两回事。

黄县有正身的官员只有五个，但是“吏员”的数目就多得多，一般县城会有二三十人，三班六房的经承、书办、班头就是典型的吏员，再往下就是成百上千的夫役，当然夫役的内部有着天差地别的区别。

在这一点，沈滨是个特例，大家都把沈滨当作黄县的大人物来看待，但他的真实身份让他自己觉得很难堪。

在大明的体制中，县里的监牢并不存在吏员这个阶级，而是只有七八名禁子负责管理牢里的事务——而禁子并不属于吏员，地位最多同文秋宅这样的正役差不多，换句话，最多就是个小头目，搞不好还是个副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