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黄老道是否可归入道教历史，学界历有争议。但成制度的道教最早见于汉末的“五斗米道”，却是毫无疑义。五斗米道起自民间，采取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将治下的教民编户管理，称为“种民”。而由普通百姓成为“种民”，则必须经过一个男女合气交接的仪式，即至今仍保存于《正统道藏》中的《上清黄书过度仪》，其间对于男女性事种种姿式、时间、技法，有着极为详尽乃至苛刻的规定，以此来作为入门仪式，足可见原始道教对于男女性事间的重视与研究。

然则自曹操迁张鲁入关中，道教逐渐脱离民间，走向上层化。在道教主流化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按照主流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来审视原本传承自民间的种种风俗，隐藏掉一些与主流社会不符的仪式仪轨，由此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

是以南北朝时，6修静、寇谦之分别从南北着手整顿天师道，对于男女性事的研究，亦在这一时候被彻底地从正统道教边删除。寇谦之措辞严厉地称这些原本曾堂堂正正地属于道教传统一部分的东西是“三张伪法”，是“妖妄之言”。妖与魔并称，于是这些保存了“妖妄之言”的“妖道”，自然也便由正道沦为魔门。

真传道的境遇，可谓极好地揭示了与主流社会不符的边缘化团体如何被主流社会妖魔化的过程。

灭情道：在《大唐》中，关于灭情道的资料甚少，席应甫一出场即行倒毙，实为过场人物。惟有从尤鸟倦与安隆那句“找相公”的对话中，或略可窥见席应所从事职业的端倪。

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质上在散花楼推开厢房后，席应与边不负“各拥一女”，并不曾如安隆所诉般抱着个“相公”，是以此话似可以视做安隆对于席应所从事职业的一种反讽。

此外，书中在介绍席应相貌时使用了“白晢清瘦”一词，而更具象征符号意味的是让席应披一席青衣(不知道梅派、张派、陈派，也总看过张国荣gg的《霸王别姬》吧？)，则席应的男性服务业从业者的身份，可谓呼之欲出。

关于席应身份的另一个证据，其实可以追考至黄易的《寻秦记》。在这段同样由黄易书写的历史中，龙阳君与赵穆，正好可以与笔者上文所提出朱姬、单美美交相辉映，由此可见黄易的武侠世界中，本身便注意到了男女服务性行业间的对称。沿着这个思路走下来，在魔门这一数量对偶并以阴癸派为脑的派别中，给男性服务业从业者留下一席之地，实属合理推断。

据此，祝玉妍与席应反目良久后，又复勾结在一起这一曾令安隆与尤鸟倦大惑不解的问题，或许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毕竟不管怎么说，二人间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最为接近，当年华逝去，心中的那份感受也最可互通，相互间的慰藉也便最能搔到痒处。如此则祝玉妍推许席应的“自创功夫”仅次于石之轩，实在顺理成章，而复意味深长。

男性服务业从业者的命运，与女性服务业从业者差堪仿佛，或者说更差一步。这一阶层的盛世亦在于春秋战国至西汉阶段，龙阳之癖与断袖分桃这两句成语均出于这个时代，而且在这一阶段他们历史上还出现了卫青这一赫赫英雄，然则自两汉之后，男性服务业从业者再难登上主流历史舞台，灭情道的成立，应该便是在这个时候。

魔相道：由于资料太少，无法推断魔相道的具体营生。从赵德言的所方所行来看，可谓略具纵横家风采，而其曲线“救”国的方法，亦似乎为后世吴三桂、汪主席等所继承，然仅据目前资料，无法断言其来源，姑且存而不论。

花间派：之所以将花间派列在最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花间派一位不世出的人物，不但影响了魔门今后的斗争方向，更几乎影响了整个历史。

《大唐》中的候希白以画技出入王候府邸、以替人画肖像为生计，很好地揭示了花间一脉颇具艺术气息的小手工业者的身份。书画艺术的成形当在两汉之际，书画词赋本属高门大阀的专利，然则魏晋之际，篡位权臣四起，道德沦丧，一帮出身高门大阀的公子出于对黑暗时局的忧仇愤慨，选择了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人生态度，相信花间道的萌芽，亦当在此时。此后庶族逐渐掌控了实际政权，隋末唐初之际，正是门阀世族体系整体崩溃的黎明前夜。在这个时间段上出现了石之轩这样的历史性人物，不得不让人感慨于伟大导师对于历史进程与英雄人物之间辩证关系的论断是何等英明。

与魔门其他流派相比，花间道份属主流社会的边缘团体，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在魔门两派六道中的尴尬地位，而花间传人传承自世家大族的自命风雅，同样也使得他们与其他魔门中人格格不入。是以花间一脉几乎注定得不到《天魔策》最核心部分的传承。然而花间传人的出身以及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相对融入程度，却又使得他们对于魔门同伴，相对而言保持着一分天然的优越感。隋末唐初，当这一对宿命般的矛盾集中到一个骄傲的花间愤青传人身上时，他寻求解决矛盾的过程几乎改变了历史巨轮转动的方向。这一段关于石之轩的历史，留待另文叙述。

魔门的对手本来是整个主流社会，而不应当是佛、道二门。然而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的数千年前，魔门领导人的觉悟在很长时间内未曾意识到解脱自身枷锁的关键在于让自身成为主流。做为联结两派六道的一个松散联盟，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核心价值只能是《天魔策》。《天魔策》号称古今四大奇书之一，想来包罗万象。如果落在战国时政治家的手上，或许可如注《老子》般解注出无数治国之道。然而魔门各阶层从未曾真正成为主流团体的领导者，在政治上缺乏自觉。是以他们只能从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角度出来解读《天魔策》，也便是在斗争中保全自己的武功，以及追寻越死亡的天道。在佛道二门自愿跳出来充当镇压魔门的打手之后，他们的目光也便无法越过佛道二门这两个直接对手身后看出他们最大利益的所在。于是魔门与主流社会之争渐渐也便变成了所谓的道魔之争、佛魔之争，甚且在一个名为慈航静斋的后起之秀争取到主流社会长期打手资格后，魔门的格局一降再降，斗争的目标竟尔变成了慈航静斋。

从魔门斗争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保持先进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由于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引，边缘阶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由自斗争上长到自觉斗争的高度，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但是，历史总是有许多偶然组成的必然。隋未唐初魔门中一个天才的个人行为，无意中开启魔门斗争的新方向。自石之轩之后，魔门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斗争从剑峰相对的武林争斗，走向了与天地为棋盘、众生为棋子的搏奕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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