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占到便宜的何应钦则在给老蒋的电报中将牛皮吹到了天上，“毙匪十万、浮尸盈江。”这种话都说了出来，看得老蒋是心中大悦，随即任命何应钦为鄂豫皖边区剿总司令，全权负责追剿红十五军“残部”和大别山地区的“残匪”，这下何应*钦顿时傻了眼，让他带兵与红十五军野战，那不是找死吗？但他又不好说自己前面扯谎了，只得拼命找借口向老蒋请求增援，但老蒋正想趁此机会将陕*北与江南的红军*余部清剿干净，又哪儿还有多余的兵力派给何应钦？于是不知不觉间一个多月过去了，何应钦仍然呆在汉口稳坐钓鱼台，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追击红军，而李卫华则得到了他最急需的时间......

在各大苏区中，大别山的革命群众是受别动队与还乡团祸害最惨烈的，哪怕是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上百万人口的损失，从人口比例上来看其惨烈程度甚至要超过中央苏区，其间某些国民党匪军毫无人性的行径即使与后来的日本鬼子相比也不遑多让。但即便是在历史上，这里的革命群众也一直没有停止抵抗（注1），这固然与大别山区强悍的民风有关，更是因为这里还存在着南方各大苏区仅有的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八军......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红二十八军是一支极为特别的部队，在其存在的三年里居然一直未设军长，由其政委高敬亭总揽军政大权。虽然后世其声名被人为地埋没了，但李卫华对这位中共历史上作出卓越贡献却也犯下大过的争议与悲剧人物还是有所了解的。高敬亭此人无论在军事指挥上、还是在根据地建设上，都有着极为卓越的能力，为人也清廉自守，但他性情多疑，又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在部队里大搞肃反，害死了很多好同志，而且局势越险恶，高敬亭就越是多疑，做法也越发简单粗暴，给部队和根据地造成了不必要的巨大损失。

对于肃反，李卫华一直是十分反感的，但他觉得高敬亭与张国焘那种借此为自己揽权的家伙还是不一样的。首先，高敬亭从不搞株连和刑讯逼供，其次，在与遵义会议之后的党中央联系上（差不多要到新四军改编了）之后，他就再没搞过肃反，证明其所犯错误主要是受了左倾路线的影响所致；而且高敬亭在得知自己冤枉方永乐后曾嚎啕大哭，高敬亭冤死的时候他部下无人落井下石、在其死后，曾经被高敬亭错认为叛徒、差点就遭枪决的部下林维先等人冒着得罪一些党内大佬的风险为其积极奔走以求平反，也足以说明他肃反时的过错只是无心之失；最后，高敬亭虽然蒙冤而死，却依然没有后悔参加革命，他在临死之前曾给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足以见其对党和革命的忠诚。而最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高敬亭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乱世之时唯才是举，为了对付鬼子，李卫华实在是不忍见高敬亭重蹈历史上的覆辙。再加上李卫华来得挺早，这时的高敬亭所犯错误还不严重，李卫华就更要帮他一把，以免他害人害己了。

但李卫华的“多管闲事”之举却差点引起两军火并，因为在左倾思想盛行的时期，“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一旦沾上，轻则羁押、重则处决，甚至还可能株连一大片，高敬亭在红二十八军之中威望极高，见其大难临头，他的部下不顾两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纷纷自发地举起了枪支，想要将其救下来。好在对党忠心不二的高敬亭立刻出言喝止，否则冲突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也给李卫华一个教训，此后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小心谨慎了很多。

尽管高敬亭表现出了极强的党性，也通过电报确认了李卫华所言不虚、中央确实改变了思想路线，而且李卫华也反复强调他所说的整风只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防止以前的悲剧重演，而不是要翻旧帐进行清算，但高敬亭此人极好面子，让他在原来的部下面前公开检讨，他怎么也拉不下脸面，好在这时在之前“整风”中反省了昔日“左”的错误而重新得到委用的刘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意打动了高敬亭，“高政委，假设你被冤枉，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自己人枪毙了，你会有什么感觉？”

高敬亭缓缓闭上眼睛一言不发，他想起了自己之前因为中毒一下子将炊事班全部枪决的事，难道这些人真的都是同伙不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确实是太冲动了一些啊！一时间，高敬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悔恨之中，他多疑与冲动的毛病以前不是没人指出来过，但他身为二十八军的最高领导，又岂肯听取下级的批评？结果一错再错......

“当年四方面军之所以被迫离开大别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肃反扩大化严重损伤了自己的元气，我希望你能站出来坦承过去的失误，并以此警醒后人不要再犯同类的错误。”，李卫华恳切地对高敬亭说道。

“我明白了。”，高敬亭长出一口气，毅然下令全军集合，听他的检讨......

注1：也正因为这样，后来抗战中因为王明与项*英的错误决策将大别山让给国民党后，当地的大量革命群众遭到了更为残酷的报复，更因此一度失去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所以后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才会打得那样辛苦，信任一旦失去，要想重建起来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