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未来的对日作战中，我军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战术应是以守为攻，在兵力部署上坚持纵深防御，不要采用一线制；分散敌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持久消耗敌人。由此可见，他不仅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的抗日战争必将是场持久战，而且还指出抗日战争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方针。

蒋百里认为我国坚持持久战战略有两点理由：第一，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首先，我国地广人多及技术、装备的落后决定必须进行持久抗战。土地广阔，就有回旋的余地，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兵力对比，等到我转弱为强，就可以消灭敌人；当然蒋百里明白军队装备及训练等对战争的主要影响，但他并不“唯武器论”，“一个民族永生存求自由的意志”无人可以压垮，也无人可以使之屈服。其次，华夏的经济结构也决定华夏必须坚持持久战。蒋百里认为华夏是个农业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其经济中心并不像发达国家一样集中在几个城市里。

第二，持久战战略是由我们的敌人――ri'běn军国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蒋百里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一般是“以攻击速战为成功之条件也”。ri'běn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如要想打败华夏，必须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才能保证其侵略所得，因此我们要坚持持久消耗战略，便可能胜利;

听完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蒋光头询问三位参谋长。

何应钦道：“纸上谈兵，失去工业之发达东部，连子弹都制造不出来，这仗怎么打。”

白崇禧道：“扬长避短，发挥全国之优势，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拖死ri'běn之经济，我方可全胜！”

李卫东先是站起来，对蒋百里先生深深的鞠了三次躬道：“先生已久病之身，写下抗战指导方针，使得华夏军队长了双明亮的眼睛，有此《国防论》，华夏必将通过此战，崛起在世界东方。”

三大参谋，此时二比一，主战压倒主和的何应钦。

蒋光头道：“卫东经略西南，很多民营的企业已经西移，你在行动上，走在了百里先生的前头，看来你们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很好，很好，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很多军工企业，还需要时间，若要打，最好拖到明年。”

李卫东道：“鬼子在平津，不断制造摩擦，恐怕已经拖不到明年了。”

白崇禧道：“那只能提前开辟第二战场，以此换取转移的时间。”

蒋光头道：“卫东，你去北平，建生与敬之筹划上海战事。”

会后，李卫东提议蒋百里先生去三亚治疗，蒋光头批准。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ri'běn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

这在二十九军将领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都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ri'běn人对部下道：“我们既要本着南京zf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zf对日政现所决定的。国民zf预计华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华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zf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

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xing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