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相较于我大秦，绝对是人烟稀少，国力虚弱。但它比起罗刹人在北海（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地区更为凋敝的人口规模来说，却也是实力强劲的地区大国。”那名通译说道：“再者而言，罗刹人经过上百年的征服和杀戮，已经和地方土著结成了生死大仇，根本无法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反观渤海国，除了他们核心统治阶层为满洲鞑子和汉人外，境内还有无数当地的布里亚特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赫哲人，因为语言习俗相近，长相也无太大差异，皆被纳为治下之民。这使得渤海国面对罗刹人时，便拥有相对优势的人口规模，自然在军力上对罗刹人那些零散的屯殖据点呈碾压之势。再加上齐国和北明持续不断地扶持和支援，武器装备更胜一筹，故而可以一直压着罗刹人，不断向西推进。”

“这渤海国狼子野心，除了不断向西扩张外，将来肯定会对漠北和黑龙江地区生出觊觎之心。齐国人也是居心叵测，这般不遗余力对其扶持，多半是想从北方挟制和威胁我大秦。”白承彬沉声说道：“瞧着吧，以后我大秦一旦与齐国交恶，这渤海国必然会如同一条饿狼一般，从北方向我大秦发起攻击。”

众人闻言，均默然不语，随后便相顾摇头叹息。

齐秦两国同宗同源，皆为华夏文明，其国民大部分也是来自秦国的移民，或者是秦国移民的后代。两国友好往来数十年，民间商贸和百姓之间也是交流日益频繁，俨然兄弟之邦，友善之邻，两国皇室更是彼此联姻，甚为亲密。

这一切都是看着那么美好。

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演变，两国之间存在的香火之情、兄弟之谊，却也是愈发淡漠，甚至还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隔阂。

尤其是自乾元二十二年（1704年）——嗯，这年也被齐国人称之为国难年，齐国太祖、太宗相继驾崩离世，秦齐两国关系便再无此前那般亲密无间，反而在诸多事务方面不可抑制地出现裂痕，甚至是冲突。

秦国政府对于齐国放纵北明在朝鲜和辽东不断侵蚀秦国领土和利益，抱以强烈的愤懑和不满。

齐国商业势力几乎把持了秦国大部分对外贸易渠道，还不断打压茶叶、瓷器、丝绸、桐油等秦国传统大宗商品价格，向秦国市场倾销和走私大量廉价工业制成品，冲击秦国脆弱的初级工业。

还有，齐国时不时地提出要秦国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及至取消所有对齐国商业的限制，以便他们的资本和商品得以更为自由地进入秦国市场。

齐国海军舰船肆意游曳纵横于大秦周边海域，窥探着秦国海防，让江南繁华之地直接暴露在齐国军事威胁下。

从云州（今北海道）、朝鲜、琉球、吕宋，再到安南、马来半岛、婆罗洲，到处都有齐国的军事存在，加上北明、东丹和渤海，几乎对秦国形成半弧形包围圈，这让秦国上下深思之，无不惊骇莫名。

更让秦国为之忌惮的是，齐秦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可以说，我大秦除了人口数倍于齐国外，在所有能表现国家实力的数据对比中，均远远落后于齐国。

而且，近十几年来，齐国军方的鹰派和某些“有识之士”，对当年太祖皇帝那般不遗余力地对秦国扶持虽不敢直言批判和否定，但却叫嚣着要改弦易张，转变对秦国的态度，对秦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策略，以防未来构成对齐国的挑战。

不过，两国关系毕竟有着牢固的民间基础和紧密的商业联系，再加上双方高层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其实，囿于西北边患尚未彻底解除，而且自身海军实力根本不足以挑战强大的齐国海军，使得秦国更多地做出了相应的让步，这才维持了两国之间既有争执和分歧，又有互相需要（利用）的微妙关系。

但在一些眼界开阔的秦国官员和学者内心深处却非常明了，秦齐两国在未来某个时期，必然会因为地缘纷争或者商业利益，爆发一次激烈的冲突，甚至会是一场浩大的战争。

10月2日，大秦使团原定出发的日期被迫推迟了三天，因为有太多的俄国贵族为争夺一个商务出访代表团的名额和携带多少贩卖的物资而争论不休。若非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和权臣缅希科夫的强行介入，说不定这些争抢东方贸易机会的贵族会展开多场决斗。

最终，这个代表团组成的规模庞大得令人咋舌，包括负责外交事务的枢密院大臣、陆军委员会副主席、前外交公使，以及地理、植物、语言、数学等方面的专家、医生、教士、军官等人员，还有数量众多的杂役、奴仆，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护送的士兵六百五十人。

整个商队携带了大量货物，仅毛皮就有130多万张，此外，还有少量的皮革、呢绒、镜子等。

瞧这架势，准备要在秦国境内做一票大买卖，以补充他们空虚的国内财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