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伟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完成“上帝给予的重要任务”，巩固和加强天主教的神圣地位，开始在国内打击胡格诺教徒，并废除《南特敕令》。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经济遭受重创，卡昂丧失了全部的纺织机，里昂和图尔丧失了四分之三的纺织机，昂古姆瓦60家造纸厂倒闭到只剩16家，商业重镇梅济耶尔129家商铺倒闭了101家，图尔400家制革厂只剩下了54家，马赛、波尔多等商业港口也受到重创，整个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

而那些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到南尼德兰、联合省、德意志、英格兰重新办厂，生产出大量当地原本从法国进口的商品。哦，对了，齐国人占据的原西属加纳利群岛好像也接收了不少胡格诺教徒，用以稀释那里的西班牙人。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科尔贝尔当年一手建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崩塌，法国政府的工业收入锐减，财政上不得不陷入了高利贷商人的圈套，日子变得极为艰难。

更为糟糕的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面对欧洲几个主要强国的围攻，法国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国库空虚，濒临破产，整个国家面临严峻的危机当中。

难道离开了新教徒，法兰西就只能依靠那些放贷为生的犹太商人了吗？

我们就算比不上齐国人和欧洲那些新教徒，为什么同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在经济上也会那么成功？他们的商人精明能干，他们的工匠心灵手巧，他们的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为什么能取得比法国人更好的经济成果？

要知道，意大利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西班牙人、奥地利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教皇，还有他们法国人，将这片富庶的地区扯得稀碎。

当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然而王国的大臣和枢密主教也没有结论，只能将其解释为意大利人天生对商业的敏感。至于齐国人，哦，上帝，他们那套东西，看着简单，但很多国家，包括法兰西是学不来的，也不能学，因此只能作罢。

因为，齐国的政府官员，就算是高官贵族家庭出身，一旦从政的话，也必须先在基层做出成绩证明自己，然后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甚至，就连他们未来的帝国接班人——皇太子，好像也需要在政府各个部门历练许久，以便熟悉政府具体运行流程，并从中积累大量的从政经验。

相反，在法国，除了教会系统的官员可能经历过这种类似的模式外，国内的贵族子弟在成年后，就会被授予重要职务，哪怕他们对此毫无经验。

在施政比较开明的联合省，那些夸夸其谈的议员们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他们只需在神学和商业辩论中击败其他人，就可以担任最为重要职务，哪怕他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自己。

或许，就是因为齐国人具有的这种创新和务实精神，才会让他们在短短数十年里，迅速崛起，继而将其影响力延伸到欧洲，成为左右欧洲局势的重要力量。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到25亿里弗，这个数目差不多等于法国18年的国家收入。国内人民陷于极端贫困和破产的境遇，人口死亡率也很高。粗略估算，连绵的战争，使得法国的人口减少了100万人。当路易十四死的时候，将一个破产的国家遗留给了他的年幼的曾孙--路易十五。

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普为了挽救国家财政的危机，采取了约翰·劳的财政改革政策。政府首先便是进行币制改革，效仿齐国，禁止使用金银，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使这种纸币在市面上将获得与金属币同等的流通。

但这种没有充足贵金属储备发行的纸币，终究无法承受政府的无限发行，给整个法国经济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

果然，四年前（1720年），随着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整个法国经济是一地鸡毛，那些超量发行的纸币全都沦为一张张废纸，无数的人为之破产。

阿尔贝船长也是密西西比泡沫的受害者之一，在那场浩大的经济危机中，他几乎失去了全部财产，从一个拥有数万里弗家产的贸易商人，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穷鬼。

而正因为此，他才不远万里，跨越波涛汹涌的印度洋，来到汉洲本土，准备采购一船高附加值的齐国工业制成品、钢条、五金、抗疟药（金鸡纳霜）、茶叶，以及精美的东方瓷器，然后运回欧洲售卖，试图一举翻身。

他在私下里算过一笔账，从汉洲本土进货，要比从齐国南非领地那些二道贩子手里采买，足足可以节省四成的成本。那么节约下来的资金，又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将这趟远洋贸易的利润做到最大化。

“哎，你们是什么人？……干嘛拦着我们的车？”正沉浸在美好的臆想当中，租来的货运马车猛地停了下来。

阿尔贝船长寻声望去，只见几名面色肃然的男子伸手拦停了他们的马车，他们身穿对襟黑色上衣，下身着直筒长裤，手中还持着燧发手枪，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齐国的军警探子！——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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