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之兵本来就薄弱，又被集中到对付永王的几位节度使手中，这几位节度使都是新置，并非自己带兵过来，而是就地抽军练兵。结果，听闻民变，周围的州县府治甚至连派出讨伐的力量都没有，只能各自闭城自守，任其流窜四野八乡。

因此，所谓的义军没有什么阻碍，就攻占温州(治永嘉，今浙江温州)、明州(治郧县，今浙江宁波)，短短时间，就尽有浙江东、西道地区(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部分地区及浙江衢江流域、浦阳江流域以东地区)。袁晁甚至还因此建立所谓的议政权，自为天罡大王，几十位公卿大臣，均由普通百姓担任，以建丑月为正月，改年号为宝胜。

这些义军杀死地方长吏，到处烧毁和没收官府及地主豪富的钱财，并散发收揽部众，而疲于沉重赋敛的广大贫苦农民，则大多争相呼应举事。一时地方响应云集者从众。无论是破产无依的农户，还是不堪重负的大户，浑水'摸'鱼的盗匪绿林，乃至其他怀着别样心思的人，都在抗税自保的名义和旗号下，纷纷大量响应或加入其中，

先是，德清县(今江苏吴兴南，一说浙右县)人朱、沈皓等，也聚众起义，响应袁晁。朱和沈皓分别占据两大山洞，不时出兵攻占城垒。而宜春的所谓义军首领，家兵漫山遍野，地方长吏根本不敢过问。

袁晁义军自此已发展为号称20万之众。虽然这二十万水分很大，包括了各地宣布接受其辖制武装，自称的数目，而且哪怕是袁晁本部，也多是前来混口饱饭吃老弱'妇'幼，但是对已经不堪重负的江南道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征兆，一个不好就是遍地起火。

南北两个朝廷具为之震动，代领浙东节度的侍御史刘晏已经奉命南下。

另外。

江东采访使韦陟、淮西经略使袭礼、吴郡太守兼江西采访使李希言、浙西节度使兼升州刺史韦黄裳，这些原本属于永王包围圈的力量，都因此被调动起来，加入围剿堵截的行列，甚至那位盘踞江陵的永王也提出，愿意出本府亲事之军，为国家出力，为皇兄解烦，并且遣部将浑惟明率江陵水军一万已经开始东进了。

一干幕僚按照阶级品秩环坐在我周围，神情凝重的都不说话，只是听着来人的细述，表情越发沉重。

“事情已经恶化到如此了么”听到这里，我有些头疼的捏了捏额前，

前段时间的我注意力，更多在北方的事情上，没想到江南也会出'乱'子，这是江南道的第一次发生的民变，不比蜀中那些政治'色'彩浓厚兵变，却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号称最富庶的东南精华之地的百姓已经不堪忍受，持续战事带来沉重负担，再加上官吏在其中加倍的过手盘剥，只要一个处置不好，就是遍地烽烟的局面。

更没想到永王也乘机出来添'乱'，这位真是很不合时宜讨没趣的人啊。自从节制襄阳诸郡的南阳节度使鲁灵，兵败邺城而实力大损，在加上襄阳太守魏仲犀与之不和，拒其号令。朝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从北向压制和监控江陵的力量。

“确已如此”崔光远拧起了眉头说，因为与江淮租庸调使第五崎的联系，我们多少也知道一些内情，。

因为朝廷和军用十分匮乏，先是派御史郑叔清到江淮间向豪族富商借贷，十取其二，接着又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得钱以供军用，但是这样还是杯水车薪。

然后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第五琦制定榷盐法，“变盐法，尽榷天下盐。就山、海、井、置监院，使吏出粜。旧业盐户并游民愿业者为亭户，免其杂。盗煮、私市者论以法。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

郑叔清进而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谓之白着。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间民力，几为一空。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

这一切，却是与在邺城之战后，全国的经济形势和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朝廷已无力支持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开始出现“货轻物重”（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有莫大的关系。

朝廷没钱，开不出军人的粮饷和赏格，那些军人便搜掠地方以充其用，进而变成军队占据自取自足的即成事实，而无力扭转，这也是后来藩镇割据的重要苗头之一。

在另一个平行的时空里，邺城之战后，随着郭、李先后被上调架空，被朝廷倚为平叛主力的河东军、朔方军及镇西北庭军就相继出现了变'乱'。

因供应不足，先是太原的河东军杀死节度使邓景山，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接着在绛州的朔方军，也杀死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以突将王元振代之。而屯于翼城的镇西、北庭行营兵，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而面对这些逆'乱'的军人，朝廷甚至没有可以采取的措施和手段，而只能阴顺其意，遮遮掩掩追授承认之。

自此有了天下最大的三只强军先后拭将自立，而朝廷只能给予追认的先例，其他地方部队也开效法，成为藩镇之'乱'，私自继立的初始。

但这个时空，情形总算好一些，刚得到了一大笔收入的朝廷，总算把军队的士气和人心给维持起来，再加上郭李还在军中掌握局面，河北虽然局部在打战，但还算是风平浪静。

但这代价就是南方不勘其苦，先'乱'起来。

而这东南之地最为富庶，负担也最重，据说江南东道光田赋和丁税，都已经预先收到了至德九年，而现在才是至德二年，全靠以前的盛世年景积累下来的底子在苦苦支撑，一旦民力穷尽，也就是民心思变之时，连号称最富庶的江南东道亦如此，其他地方更不好说了。

龙武军在河南时，也镇压过一些小规模的抗税和'骚''乱'，不过都不成气候，尽是一些以宗族乡党或者豪强大户为单位的自发行为，在其他地方很难形成什么呼应。

而农民起义最容易成事的，就是这种小官吏，士兵头目出身的人，因为他们多少有带人和管事的经验，又毕竟接近低层，身受同样的疾苦和需要，提出的口号更容易得到社会底层的共鸣，一旦流窜起事，往往很难扑灭，面对政权的力量，坚持的也比别人更长。

又因为他们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长远的目标，只有一些最原始吃饱穿暖的朴素口号，所以也不会去做保持纪律，或是收拢民心之类的事情，在初期对广大贫苦之众很有吸引力，虽然最终覆灭，但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破坏'性'更严重，象后世的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之流，都是类似的背景。

要知道连当年国朝，也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而席卷天下的，目不识丁的农民可不知道什么主义，或者什么理想，只要得到土地和生存的保证，他们就愿意去奋斗。

同情归同情，但更关键我在江南也有重要的利益，不可能坐任他们荼毒，所在这次我坚决的站在了万恶的统治阶级的一面。

其中唯一的好消息，正在彭城的河南节度使张镐，已经发临淮军3000、稚阳军2000，由别将雷万春率领南下，首战于常山山口，大破试图进入淮南的义军，斩首三千而获万人，暂时遏止了这些义军向北向的流窜。

那些留在河南协军的商人也随之南下，切身利益之下，正是由于他们急吼吼的联系上第五崎、将这些真假参半的消息一步步的递过来，其效率甚至还要比朝廷的奏报，快上一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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