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远就可以听到人声马吠鼎沸混合着断断续续的各种轰窿声，绵长宽广的哗啦水声，竟一片喧嚣

所谓的流民大营，位于成都府北郊数十里外的平山附近，两面临山，南接岷江支流，新源水在这里转了个小小的弯了以下，堆出一片的台地来，由于土质贫瘠而坚硬，多砾石沙土，因此常年都是大片大片的荒弃，因为足够的广阔，被选为最初流民的安置所在，又几经拓建迁移的，至现今'性'质有所变化，已是一派繁忙的工地景象。

安抚使有关的从事佐属，早得了消息，迎了一大群的出来，齐声招呼行礼的，其中好些熟人熟面孔的。既有象皇甫、常建等这些关中十七友的赫然也在其中（刘长卿等人因为出走，结下的患难交情，到了蜀境因为环境的关系，交结密切，故有此说），以国家民生的大义相激，请他们出来做事，其实很容易的事情。借着这个机会，潜移默化的把他们彻底绑在我的利益体系上。

诸如这位刘长卿先生，被我找个机会举荐给太上后，敢言直弊，很是给太上留下了一些印象，不久就被授为正七品权监察御使，现在兼事检正流民司务，专门纠举流民事务过程中，可能出现不法舞弊的情形。

还有相当部分则是干脆完全出自我家，作为一个这一个临时设立的差遣官，机构设置和人事，我都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置制权，但由于一些因素，对于安抚使的一些事务，地方上似乎不怎么看好和支持的，虽然表面不敢怎么违逆，但是暗中一直有些抵制的意思，因此本乡本土中，知道中间关节的，还愿意出来给我做事的就没什么人。少数投效的，也多是些地位太低，多少抱有想改变现状投机意图的。

因此，于是深感人手缺乏，特别人才缺乏无可奈何之下，我不得不把主意打到了我家收容的那些人身上了。其中既有我家卖身的门人，也有收容的太学生士子们，在其中选了可靠又塌实的，出来襄赞事务，虽然不免落得背后“任人唯亲”，“所用皆出私门”的非议和杯葛，但是保持队伍纯洁'性'的好处，却是显儿易见的。象这种繁而杂的事务，涉及颇广，往来复杂，最容易发生上下其手，勾结起来舞弊的机会，别说某些有心人算计和使拌，在常务领导郑某人的手腕下，虽然不能说支使如臂，但也是上下政通戳力一气的。

而这些门人乃至士子的前程本来就捏在我手里，现在又有了这个机会，许多也是饥寒困顿里熬过的人，主要由他们担任底下小佐、从吏，直接面对流民，做起事来显然更要比别人更加的尽心。

招呼过之后，大都散去继续忙禄自己，只留下我自行参观左右的。他们这种忙碌而井然有序的气氛，让我很是喜欢。

营地的最外围，分布着烧陶、做糖、酿酒、熬胶、扎油等形形'色''色'的大型作坊。却是地方士人大户投资参股的民生事业，鼓励工商以收纳流民的产物。这个主意最早却是出现在郑元和上书的陈条中，他的理由是所谓“地有尽，而人无尽，人滋增而地减。是为官工以养之，事碌以安之，显显无大患呼”

最早提出以工代赈的奏议，也是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官办工场来吸纳管理流民中的青壮，这东西也是后世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巴黎公社中，曾出现过的国家工厂的前身。

让我很是惊讶，传统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模式的教育下，居然出现了他这样有点资本主义萌芽式想法的技术官僚。这应该不是阶级觉悟的问题了。

但是最初开这个头，却不过是因为我，看见这个一大批廉价劳力，浪费了可惜，通过军工的附属产业，在流民中搞起来的便宜营生，然后是一些被我鼓动而来的诸如宫内、军中等有闲钱的投资者，然后再如赵尤恒之流已经尝到了与合作的益处的一些商家群体，以及又如一些在我劝捐中干脆是不好推却了，权是做赞助的关系户，也情愿不情愿的参与进来。

我本来的打算，是通过这些股本的多样化，也能够有效的分摊风险成本，毕竟我还没狂妄到，仗着点后世一知半解的东西，就可以独力主导这个时代工商业发展。

后来地方上的也逐步发现认识其中的商机，这些流民多而廉价，只要少许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一大批吃苦耐老的工人，这绝对是本好买卖的。开始试着接触安抚司的干系，投了本钱进来。

结果那些本不看好的人发现，先做的人都获利非浅后，就不再缺少趋之若骛，削尖脑袋谋个门路想在里头参一份人了。不过后来者想进来分一杯羹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必须有足够的投入，遵守先行者指定的行规和体制，不管你是世家大族，还是官绅士民，要知道，早期的投资者中就不乏些很有分量的人物，没有人会和自己利益过不去的，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利益被摊的薄了，因此大多数不上台面的手段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只能老实的按照规矩来，而本来不怎么被看好的安抚司一下就变的热门起来，作为管理流民的机构，没有安抚使的批准，谁也别想得到任何一个廉价的劳力，更别说对安置流民朝廷给予优遇。

当然作为始作俑者的郑元和，对于一个简单的流民安置计划，被我搞成个'乱'七八糟的四不象，甚至还能有所赢利的东西，却是郁闷也无可奈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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