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怪皇帝陛下震怒异常了，这长安留守边令城可是大来头的人物，老皇帝出走前亲许的留守忠臣，潼关保卫战时，做过哥舒元帅的监军观察，最早向朝廷弹奏哥舒翰挟大军以自重的也是他，在内廷也是仅次于高力士的几大中官之一，官拜内侍省少监，几次拟旨宣喻传诏他多少都有份，如果他出了问题，那朝廷的军国大事，就很难有多少机密可言了。历次讨贼大军接连一败涂地，也就有了合理的情由了。

因此我倒也不完全是陷害他，而是他所做的事情太糟糕了，问题可大了。先前有杨国忠在，替他消停，现在杨国忠已经死无全尸，……

而且我也没有直接说他是内贼，考问那两人犯，知道的东西其实不会太多，所以到后面为了一个痛快，可以说是我要他说什么都行。其中正有一个正是潜伏在流民中'奸'细，负责临时召集那些人，一路追随而来，也他一直把我们的行踪送出去。招来了袭关的叛军。我呈上的口录，只不过是稍微强调了一下他们的供述中，只说道接洽隐约提到某个在长安身居禁内的中贵人而已。他们要怎么对号入座，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观那位老皇帝陛下如此的表情，却是早信了几分，竟未想到我有他用心。直闻扑咚一声，一把拜倒却是高力士，猛磕头如捣“老奴有罪啊，竟使贼子近天颜，万死不足以辞啊……”那韦大相爷也微不可见的叹了口气，饱含不胜惋惜和同情，却是有些卸了万般重负的意思。我心中暗大叫好，这高力士这一出，却省了我大事。

本来这种事情我就没有蠢到，想把高力士也构陷进来，就算能够牵扯到他，多年的随侍的感情加上他的资历，也未必彻底搬的倒他，最多算是被贼人蒙蔽，误用'奸'人之过，因为那众所周知的理由，他已经位极内臣，就算投靠叛贼，也未必能得到比现在更高的权位了。所以相反我还尽量要为他开脱，这样的话，他不会为了自保和别人联成一气，对我计划构成影响。

至于其他人，要对皇帝有足够的触动又不至于牵连过大无法让我自圆其说的人。而同样够的上分量，地位相近的监正袁思艺已随太子去了西北，要动什么手脚已经不太方便，剩下的张承、姚盛之流，不是分量不够，就是与小丫头的关系非浅，不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到我自己。

所以剩下那个留在长安据说已经投敌的边令城就是最好的目标，投身敌营的他，是绝对没有办法辩白的，况且就算他不承认，作为一个叛臣贼子的话，相信也没有多少人会理会的，这也算是帮那尚未蒙面却沾了老大的光，哥舒元帅的冤死出口气。

且不论后来老皇帝是如何的震怒异常，几乎是把供书摔到高力士脑袋上，高力士又是如何磕头泣血口口声声万死莫辞。这件事的结局，就是在那些大小韦相公察言观'色'，有意无意的一边辩白一边扣帽子之下，成功的使龙颜大怒的老皇帝对身边宦官的怀疑升级和扩大化。

本拟下诏，将当夜值侍的，那员内侍下属的，还有平素与之交好的相关人等，不管有过无干一律仗死，还经那韦相极力缓颊，说如今国难之时，正缺忠贞之士，这内官诸人一路随驾，忠坚可嘉无过有功，不宜一律株连，还是改交有司，以堪别甄鉴忠'奸'为宜，以彰圣上之宽怀。卖了一个老大的人情。

只是我看，这正是他微妙之处，言辞中只说不好株连，却也不为他们做任何实质辩白，如果让皇帝的盛怒一口气仗杀了那么多人，日后平心静气之后，不免念起其中某些人的好处，留些后悔和遗憾，成为再起用另些人的契机。不如现在刑狱里过了一便再出来，多少留下些嫌疑什么的，那些人今后就绝难再得那般宠信了。

又因为早前长安就有内侍辅琳处，搜得安禄山通交的逆书，约为内应的先例，现在又出了内外勾连的刺客案，连皇帝自己也不敢太确认身边有多少值得信任的阉人，又有多少似如他一般早年怀特殊的心思自残入宫有所图谋的家伙。要说他这么多年潜伏在宫廷中没有发展党羽为之呼应，是决难让人相信的，因此不惜明令不惜酷法刑求那些中官内侍。连高力士也不免受了牵连，被责免左监门卫大将军衔，俸一年。

但出呼意料的，所有的刑求再次指定我秘密主持，因此老皇帝下了大决心，把全权的付我，整个过程却将御史台、大理寺系统的人，还有随汉中王而来的推官判事，那些地方刑名体系的人统统排除在外，任我放手所为，对皇帝身边的宦官进行一次大清洗。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大有宁抓错，勿放过的意图。

一气拘拿了三十多人。对这些养尊处优的家伙，就不好再用对付亡命的那一套了，起码要保持个体面，便用上了程十力那些前山贼从前对付肉票割要赎金的法子，分开逐个审问，再反复对照，反复审讯，不过端了一架炭烧牛肉摆上场，用那两个人犯制造一点音响效果，并不能保证这上面烤的不是牛肉，而其他什么东西的肉之后，基本上这些身娇肉贵的家伙就涕泪横流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当然绝大多数都与叛贼无关，最大的罪状，也不过是某年某月收受了当时还是炙手可热的藩镇大员安禄山的好处，为他好话陈情的陈年旧事。反供出了从前种种贪贿徇情舞弊不法的事由。当然还有大量自己和其他人密闻，让我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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