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都观看了中国太原红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石家庄保卫战》、《南京特遣队》两部彩色影片，这是最高司令官同志亲自推荐的。影片场面宏大*真，翻译的也十分出色，对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的士气鼓舞很大。尤其是《南京特遣队》这部影片，中国战士的高超战术，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过硬的军事素质，对日寇残酷无情的手段，给我军战士们印象极其深刻。他们纷纷表示，决心以南京特遣队为榜样，毫不留情地杀死侵略者，用侵略者的污血染红我们的刺刀，让日寇从此再也不敢踏上朝鲜半岛。

伤亡最大的是攻打咸兴的战斗，鬼子在战役初期很顽强，依托完备的工事和海军炮火的支援，给我们造成的伤亡很大。东北军区装甲旅的坦克几乎损失了半数，我们参战的三万余步兵的伤亡达到四分之一，后来我们的飞机给倭国海军以重创后，不利的情况才得到逆转。那一仗打得的确很艰苦，愤怒的战士们攻进咸兴后，为了泄愤没有抓几个日军俘虏，也许是这次战役最应该检讨的地方。”

崔庸健隐瞒了东北军区装甲旅，在突破日军防线率先进入城区，用坦克专门碾压大群的倭国兵，不管他们投降与否一律置于死地。用坦克炮专门轰击倭国房，不管里面有没有人，直至夷为平地为止。有中国军队的带头作用，也激起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复仇情绪，他们对倭国人的仇恨比中国士兵更深。于是，对所有的倭国人展开了一场屠杀，甚至手段比中国士兵还残忍，等到上级出面制止的时候，倭国人已经十去八九。

总参谋长刘剑锋不经意地说到：”mzd总统有句名言，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杀了几个恶贯满盈的倭国鬼子算不得大事，战士们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战后加强纪律教育就是了，毕竟屠杀战俘不是文明行为。但是，倭国帝国主义多年来，对朝鲜人民的残酷统治，必然要埋下民族仇恨的种子，遭到一些过分的报复行为也在情理中。当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发生不少这样的事，同倭国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比，不过是大海之一滴九牛之一毛而已。崔庸健同志，后来的战斗进行得怎么样？朝鲜党对战后的重建工作有什么想法没有？”

崔庸健一听刘剑锋总参谋长并不在意，本来他还为这事替东北军区的部队捏着一把汗。虽然他本人有心为中国同志隐瞒并承担责任，担心一旦真相暴露会让中国同志遭到处分，听刘剑锋总参谋长一番话他终于放心了。

崔庸健继续作着汇报：”咸兴战斗虽然我军伤亡较大，但是也给日军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尤其是朝鲜的伪军感到日军大势已去，纷纷倒戈投向朝鲜人民革命军。东北军区的部队抽出一个陆航大队，一个炮兵团来支援我们，每到一个日军盘踞的据点，我们首先劝降并承诺保证其生命安全。如果不投降我军在交战后将拒绝受降，所有倭国人都将按照武装分子对待，顽抗到底者一律用炮火予以毁灭性打击。

由于朝鲜伪军的大批起义，使日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建立防线，补给线也遭到东北军区空军的猛烈袭击，后期的战斗没有遭到更顽强地抵抗。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东北军区老大哥部队的配合下，完成了切断远东日军，同倭国陆地联系的任务。目前，中朝联军已经攻克了釜山，整个朝鲜半岛除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已经没有成建制日军的大规模抵抗，中朝军队正在肃清剿灭残敌。

最高司令官同志委托我向中国同志提出一个请求，能否在朝鲜境内保持四个海空军基地，一个军级规模的陆军力量。如果中国同志认为有这种可能，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将亲自率领军事代表团访华，正式同贵国政府举行合作会谈。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将进行军队正规化建设，对起义和投诚的伪军进行改编，保持一支常备兵力在五十万左右的，强大的陆军国防力量。并优先发展空军和海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到时候还需要首长们的支持。

还要在国内进行土地改革，把没收朝奸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依靠工农阶级的力量，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工农兵政权，朝鲜劳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还有一个请求，也许让中国的同志有些为难。朝鲜被倭国帝国主义侵占多年，这次统一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数量奇缺。希望中国同志能够支援一批朝鲜族干部，加入到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刘剑锋总参谋长沉思片刻说到：”我个人意见，中国没有必要在朝鲜派驻陆军，只在仁川和釜山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就足够了，主要是为了同朝鲜人民共同防御倭国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自于太平洋的威胁，同时也为朝鲜军队培训海空军人员。另外，朝鲜战后经济的恢复工作是最重要的是，应该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中国的企业和公司可以投资，把资金和技术带到朝鲜。目前欧洲战场打得如火如荼，你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生产出产品占领市场。所以，金日成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应该是政治、军事、经济全面地讨论，我想我国的党和政府会提供一切支援的。这仅仅是我的个人意见，请你向金日成同志转达，我也会把朝鲜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完整地带给mzd总统和决策委员会的。”

李爱国主任也补充道：”朝鲜统一战争全面胜利以后，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方针政策，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只能作为朝鲜党在战后恢复工作中的参考，切勿机械地照搬照套。比如说土地改革问题，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同样的事物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由强制性剥夺的形式，转化到政府赎买土地重新分配，土地所有者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国情采取的灵活方法。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朝鲜应该在提高部队机械化程度，提高单兵的文化和军事素养，装备新式的常规武器方面多下功夫，过于庞大的常备军队，对国家经济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也是我个人意见，供朝鲜同志参考。”

崔庸健感动地说到：”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总部首长！由于中国同志的无私援助，朝鲜完成了驱逐日寇，统一祖国的宏伟大业。虽然战后的朝鲜是一穷二白，但是有中国同志的支持和援助，有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借鉴，我相信，在最高司令官同志地领导下，朝鲜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总政部主任李爱国插话问到：”崔庸健同志，朝鲜党内的同志对我们这次收复远东还有什么看法没有？我们知道在中苏发生蒙古边界争端的时候，朝鲜劳动党内有许多同志颇有微词，我们希望朝鲜同志能够理解我们！”

崔庸健摆了摆手说到：”现在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兼任党总书记的最高司令官同志，在今年年初开展了批判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党员们都已经认识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最高司令官同志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侵占中国远东领土的是沙皇不是苏共，所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明确提出，把沙皇非法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全部归还，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者宽广的国际主义胸怀。我们要埋头把自己的政党，自己的国家的事情办好，没有理由去对兄弟党指手画脚。当然也有少数顽固派，都被最高司令官同志免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已经不能胜任在新形势下，带领朝鲜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了。”

中朝双方进行了内容广泛地讨论，尤其是军事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重要问题上都能达成共识，为金日成正式访华作好了铺垫工作。当天晚上，一份详细的中朝会谈纪要，通过无线电传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