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田和科田须向国家纳土地税，所以又是不完全的私田，重要的是国家规定公私田租的数额，“此外有横敛者，以脏论。”

科田法的实施有积极意义，它限制了大农庄主的横征暴敛，有利于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多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科田法的条例，土地按人的地位（等级）来分配，通常只供有生之年享有。受田者获得租权，而农民则得到耕种权。

按惯例田租为庄稼收成的一半，通常作为租税缴纳给国家，由于就耕作权而言农民作为佃农对土地的占有得到了保障，不能被没收，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此外，两班（即拥有官职的贵族）的土地积累受到这样一条规定的严格控制：科田将只在首都周围的京畿地区授予，在这个地区政府很容易加以监督和监视，防止土豪的产生威胁中央。

科田制是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争斗，通过田制改革，旧贵族失去了经济基础纷纷崩溃，李成桂及其心腹新官吏（郑道传、赵浚等）通过坚决地实行改革，获得了大量土地，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

因此，在实行科田制后的19年，清除了高丽王朝旧贵族势力阻碍的李成桂建立了王朝王国。

虽然李成桂凭借着科田制成功打击了高丽王朝的那些旧贵族，但同时也给朝鲜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使得新的两班贵族迅速崛起，对田地的吞并程度远超高丽王朝时期。

朝鲜王朝的科举分为正统科举、武科举同杂科科举三种，前者是两班子弟的特权，一般百姓只能参加杂科。

李成桂开国后也承袭了高丽时代的旧制，形成了新兴的两班贵族，其身份是世代相传，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国家一切的利权。

与高丽王朝的旧两班贵族一样，朝鲜王朝的两班贵族从建国起就掌握着朝鲜国经济基础。

在李成桂的科田制改革中，以郑道传为首的功臣从旧贵族手中夺得了土地，而建国后由于李成桂以各种名目授予的田地(科田)、俸禄(所谓功臣田)，再加上两班贵族私自圈占、兼并的平民田地，使得两班财不断积聚，而政府税源则日益捉襟见肘，两班的经济特权造成了国家的贫弱。

自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也就是现任朝鲜王李陶以来，两班农庄的扩展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两班的********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了佃农，而拥有足够的庄丁、奴婢的两班因为加速对荒芜土地的开垦、并进一步兼并土地，使得他们的财富因此犹如雪球一般越来越庞大。

地方上，两班官吏鱼肉人民，获得巨额田租，而政治上，两班官吏也是财大气粗，因此造成的朝廷纲纪紊乱，弊端丛生。

最终，两班贵族们成为了隔在庶民与王室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掌握了国家的实际统治权，进而造成了王室的没落，在朝鲜王朝存续期间朝鲜王通常都会受到两班权贵的制约，乃至于在两班贵族的推动下改朝换代。

作为一个没落的两班权贵子弟，崔礼深刻地体验到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故而他能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两班权贵们鲸吞土地的后果，不仅会使得百姓生活困苦，而且还将架空王权。

不过，要想扭转朝鲜王国两班权贵吞并土地的局面谈何容易，首先要否定朝鲜王朝太祖大王李成桂开创的科田制，其次是要对付科田制的既得利益体――掌握了朝鲜王国政权的两班权贵。

起来，朝鲜王国的科田制与大明的屯田制十分相似，李云天之所以迟迟未动屯田制，不仅因为屯田制是明太祖定下的祖制，更重要的是它与大明勋贵的利益休戚相关，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李云天才想方设法成立了讲武堂和骁武军，通过对外战争逐渐用募兵制来取代屯田制。

“崔检详，你愿不愿与本使一起结束贵国这种使得两班官吏日益坐大的科举制度，给百姓们创建一个安逸祥和的太平盛世！”笑了一阵后，李云天语峰一转，神情严肃地望着崔礼。

“上使大人救了下官一命，恩同再造，下官愿意誓死追随大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崔礼闻言没有丝毫的犹豫，向李云天一拱手，郑重其事地躬身回答，眼神中充满了兴奋和激动，对李云天所勾勒的未来充满了憧憬，想要看看李云天究竟如何来创建所的太平盛世。

“路在自己的脚下，本使相信你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李云天微笑着了头，对于像崔礼这种玩世不恭而又才华横溢的聪明人来，一个远大的目标比高官厚禄更有吸引力。

在离开汉城前，李云天在汉城布下了崔礼和朴永吉这两颗棋子，希望两人能齐头并进，在朝鲜国的政界和商界都能混出一番名堂来，不负他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