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由经商家，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培养子弟读书，使得大批家族成员都进入政府内部。《族谱孝友谦十四公事实》卷记载：‘’谴十四公讳广成，……学小贾给母自治，……乃后数年，三致千金之产，’为家族今后长远的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费广成死后，其二子：一经商，一业儒。长子费荣祖‘承父之业’，据称经商时‘积阴德行善，好赈人之急’，……四世费应麒继承父母未竟之业，一面经商维持生理，扩大家族财富，成为远近颇有名气的商人，……，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子侄，……，膝下五子，三人习举子业，二人治理家务，在家族内部实行分工。以后费氏家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进入政府担任高官的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了曾经担任嘉靖初期内阁辅的费宏。

再有比如曾经担任过明朝兵部尚书的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就是大商人，‘公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

再比如中了进士，担任陕西右布政史的徐节的父亲徐息也是山西的大商人‘逐盐荚之利’‘积赀巨万’”

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说，东林党人也统属于这一阶层。比如东林党的主要领袖顾宪成,高攀龙。

顾宪成的父亲，当过酒人、豆人、饴人、染人、破产之后，‘遂迁回泾里卖浆’”，是典型的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看另一位高攀龙，“高攀龙祖父高材，父亲高梦龙从事于经营放贷。但高攀龙过继给祖父的弟弟高校为子，所以和父亲成了兄弟关系，高校治生产米盐，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什一息”，同样是典型的工商业家庭出身。

事实上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且明代许多文官本身在进入仕途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工商业活动。

“嘉靖年间学者唐顺之指出，当时徽州‘即阀阅家不惮为贾’[2oo]。文学家归有光说，当时徽州‘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此外如“东林党的著名人物汪文言本身就是徽州巨商”

明朝官绅经营的工商业有：

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质铺，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文人，官员王世贞的父亲祖父就从事这个行业，‘元美席有先业，家亦巨万’‘一年子钱三十万，尚不若往年也’

官肆，这应该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办理存款取款业务。徐阶家开有乃授之官肆。

店铺，严嵩在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在临川县有‘房屋铺店（共四十六间半）’，……，黄曾省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乃授之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

商业贸易，比如大学士陈文，贩卖食盐，其门生弟子称其为阎王。较之尚晚的吏部尚书屠庸‘鬻贩私盐，乡人效尤，几至千辈’。民以食为天，官绅当然忘不了贩米牟利。成化中，福建‘各官亦有亲戚子侄原籍贩米货物’。也有贩纸的：‘括苍樊斗山献科，任广东抚按巡史。居艰日，正值大造版籍，自家贩纸至温贸利’

海外贸易，王文禄说‘……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6容也说：‘近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纨为打击倭寇而严禁海，结果被闽中乡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杀，而是时言官莫为之申救者’，结果朱纨被罢官自杀，“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手工业，明代纺织业空前达“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明朝内阁辅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而霍韬家经营窑冶、炭铁、木植，各有专人负责，‘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廪家长，以知功最’还有经营印刷业的，‘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

种植业，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广置废山，稍地种木，……而郡遂以赀饶一时’（事实上，徐光启也曾经在天津种植大量荒地，进行农学实验，获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

明代官员从事工商业活动，是所谓的官商勾结，是以权谋私，是明朝政治之表现，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谋取工商业利润，是破坏了正常工商业的展，是损害了平民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同时，这些官员极力维护自己所在的商业集团的利益，他们坐拥巨额的财富，却不肯向国家纳税，还想方设法把本该由工商业承担的税收责任转嫁到已经十分脆弱的农业和农民身上。

这些官员是彻头彻尾的国家蛀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