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螟的大爆发不是偶然的。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响稻螟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主要稻区水稻耕作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具体表现为双季稻面积缩小，单季稻面积扩大，纯双季稻区出现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栖息场所的“桥梁田”增多，导致三化螟数量急剧回升以至爆发。

水稻品种也显著影响稻螟的发生数量。我国大力推的广杂交水稻，最适于稻螟的钻蛀取食和生长发育。

即使常规稻，目前主栽品种也是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负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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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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