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石越一愣。

“君实相公以为，辽国亦是大国，并非无信义可讲的小邦。辽主若果真有南下之意，他兵马一动，也瞒不了我们。既然如此，他又何必答应更立新约，让自己落个背信弃义的名声，取笑于天下？”范纯仁平静地说着，他心里既觉得司马光说得有道理，但是直觉，他又觉得唐康的话是可信的。

章惇听到这话，也不作声，只是嘿嘿冷笑。

范纯仁看了他一眼，不由有几分着恼，但他是讲宰相风度的人，不便轻易动怒，只淡淡问道：“子厚这又是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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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笑什么。”章惇讥道，“但若是某，若要对辽国用兵，那不管辽国会不会知道，能多瞒一天也是好的。信义不信义的，打输了才会被笑，若是赢了，便是妙计。”

他见范纯仁一时不说话，又转身石越，问道：“丞相又是何主意？”

石越望望章惇，又望望范纯仁，苦笑道：“只怕这回康时是对的。”

“那……”章惇方松了口气，但石越马打断了他，又说道：“但若说服不了君实相公，便说服不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不下旨，枢密院便不会发兵符，子厚以为谁能调动得了一兵一卒么？”

他泼了章惇一头冷水，又转而对范纯仁问道：“范公，你自己如何看法？”

范纯仁坦然回道：“我以为君实相公和子厚各有道理，各在五五之间。”

“五五之间！”章惇气得直冷笑，半晌，才恶毒地丢下一句话来：“丞相、范公，莫谓我言之不预，若我等这般坐等契丹南下，日后休要后悔今日自掘坟墓！”他说完，尚觉心里犹有余怒，又冷语道：“二位且记住了，今日皇是为何来的宝相寺！”

说完，抱抱拳，也不告辞，竟转身下塔而去。

范纯仁默默地望着章惇怒气冲冲的背影。他又要下注了！他在心里鄙夷地说道。他对章惇不无欣赏，在大宋朝的宰执中，他都算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章惇因为王安石的赏识而发迹，又审时度势，极其有先见之明的转而支持石越，终于在绍圣以后，得以进入政事堂。可他不会就此满足！

虽然不愿多想，但是王安石的突然去世，却让一切变得现实起来。将要死去的，不仅仅是王安石。太皇太后、司马光，都已经是风烛残年，随时都可能和王安石一样，一觉醒来，就阳殊途。

这对于范纯仁来讲，是一种不幸。但对于章惇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如今挡在章惇面前的，表面只有司马光、石越、韩维、范纯仁四人，以目前的形势，他是无法动摇这四人的。而实际，他想更进一步，难度却还不止于此，他的地位也不如韩忠彦牢靠，甚至未必及得吕大防、苏辙们——如若司马光、韩维去世，石越必然是左相，韩忠彦也许会接任枢密使，范纯仁有更多的机会做到右相，然而，在吏部尚的选择，章惇甚至会排在吕大防与苏辙之后。但是，若是太皇太后也死了，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不快地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地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椎，以筹略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在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些考试的读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进士的读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簿，甚至是县令，但实际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瞒下，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人将此当成暂时谋生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司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他们并且宣称这个献策，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说，但是若用此策，则各路增加考试，增加胥吏的俸禄，单是就这两样，国库就又要支出一大笔钱财，因而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这个建议之所以被拒绝，除了这些原因，还因为陈元凤所献之策，乃是“王安石遗法”。

这实际是当年王安石致力于改革胥吏把持县政的继续。

若论此策本身，范纯仁是赞同的；石越虽然态度微妙，但是范纯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试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对的声浪会有多大。已经中了进士，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的人，绝大部分不愿意和声名狼藉的胥吏们沾惹任何牵连的。只要一想到将来会出现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便已经恨不能把陈元凤活吃了。

而这些“士大夫”们，至少太皇太后坚信，他们才是大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因此这份奏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太皇太后反而下旨将陈元凤训斥了一通，要他安份守己。

然后，范纯仁知道小皇帝却对陈元凤的这份奏折公开表示过欣赏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经筵之时，那天讲的是汉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陈元凤与他往来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当时太皇太后、所有的宰执、翰林学士都在场，范纯仁被小皇帝问得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但他当时，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满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中的欣喜、许将的得意、还有章惇的异样……

也许真是冰冻三尺！

范纯仁转过头来，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找算告诉石越他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年来，两人在政事堂内合作无间，互相欣赏、敬重、体谅，也相互影响着。但也是正因为如此，范纯仁在石越那里学会了妥协与保留。

君子爱人以德。如果石越身边真有形成一种朋党，对石越来说，可未见得是好事。身处朋党之中，哪怕你是被他们奉为首领，但有时候，你是会被这朋党裹胁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党的势力越大，就越是祸害。

范纯仁自己就努力地与所谓的“旧党”们保持着距离，只是秉承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他觉得，如果章惇真的与石越分道扬镳，对石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让思绪回到刚才的话题，“子明相公，若是君实相公判断失误，辽人真的南下，你以为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么？”不管怎么说，范纯仁还是有些担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会，道：“也许我们得做好辽人已经攻到大名府的准备。”

“啊？”范纯仁吃了一惊。

石越知道范纯仁与此不太熟悉，又解释道：“范公，河北防线，要防的地方太多，而有险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须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御。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谓‘关隘’，竟然是辽军可以设法绕过的。除非我们处处布置重兵，否则总有兵力薄弱之处，但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因此，除非辽军蠢得见城就攻，逢寨必战，否则就算辽军一动我们就得到消息，并且马下令征调西军，西军还要安排防务，还要进行必要的行军前的准备，等他们赶来支援，最快也要两个月，若有意外，花三个月也有可能。那时辽军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军？”

“河朔禁军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既定策略。临战变阵，兵家大忌。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石越其实只是不信任河朔禁军的野战能力，害怕未疏战阵的河朔禁军碰辽军崩溃，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但他却不便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到时候能依靠的，只有前线州县驻军将领的才具，还有驻扎在汴京附近的禁军。但是……”

石越的“但是”后面是什么，范纯仁心里也是知道的。要调动拱卫汴京安全的禁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用询问的语气问道：“若是现在开始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马安排西北防御，令将要抽调的西军、蕃军预作准备，吩咐沿途诸路做好供应军粮之准备，一旦有事，西军就能迅速驰援。”石越迅速说完，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甚至，辽人知道我们有备，也许就会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范纯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若是劳师动众，而辽人却不来了，到时候谁来承担这政治后果？毕竟，谁也不能证明辽人原本是准备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这件事过于坚持，而是希望能够说服司马光，是不是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后果呢？

反对司马光，最后还注定会被证明司马光才是对的。就算是石越，也不会愿意做这种大损威信的事？

“此事朝会还会再议。”范纯仁决定再去找一次司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诺什么，“我以为朴彦成的意见送回来之前，不会有结论。在此之前，只能是责成职方馆多刺探点有用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