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的保证并非信口开河。

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并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纳其使者，同时，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

强硬的对夏政策，在赵顼死后，终于开始松动。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尽管人心转向，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但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

儒家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人之言。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改变他的政策，不仅会触怒反对者，便是那些者，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来，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这无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这么做，朝野中原本他的许多士大夫，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反复无常、背叛赵顼的小人。

于是，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前者加枢密副使，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封武功侯。

说是安抚也好，说是贿赂也罢……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对于李宪倒不必担心，他自然会心领神会，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在意功名利禄，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区区一个“枢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论怎么样，做了总好过没做。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诸于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份的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

石越与司马光已经达成共识，此时赵顼虽然病逝，局势发生变化，但这个共识并未改变司马光石越略显激进的挽救交钞计划，而石越则司马光的战略收缩政策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证的全部含义。如若一直是两北不靖，西南不宁，只怕王安石亦不会有心思呆在杭州，搞什么盐债和封建。

老天似乎并未完全抛弃石越，在向西夏悄悄的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从益州也终于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高遵惠与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城几十天后，于熙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入伏虞县城，平定了所谓的“陈三娘之乱”。

虽然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高遵惠与陈元凤搜了三天三夜，将伏虞县翻了底朝天，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在石越看来，这到底不过是一次不光彩的镇压。但胜利始终是胜利，哪怕是不光彩的胜利也要远远强于不光彩的失败。这个胜利，对于稳固益州的局势，甚至是振奋汴京的民心士气，也是有利的。

不过，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本書轉載拾陸k文學網与这份捷报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一份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冯京告病的奏折。

顶着“知枢密院事”头衔，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冯京，平心而论，虽然他亦不过是个太平宰相的料，但其处理庶政之能力，原亦是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汴京十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损害了冯京的身体。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长途跋涉，加之不太适应成都的气候，竟然令得冯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根本无法理事。

这对于石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益州目前的局势，依然还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镇，而冯京无论资历、能力，以及与石越的关系，都是理想的人选。如若冯京告病，则石越不仅要为新人选伤神，对益州路的控制权更可能因此落到旧党手里司马光已经在给高太后的表章中，暗示了不惜代价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而高太后听政数日，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伏虞县的胜利，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无用之地”，他再无它虑。但是，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熙宁归化”，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从地图上看，西南夷叛乱的区域，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