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荆湖南路治绩显著,官声颇佳的苏轼,就是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朝廷“生事之举”,结果被吕惠卿“推荐”担任大朝驻辽国的使节。
石越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自从西夏事了之后,他竭力想阻止的,就是吕惠卿想要推动的这项政策。然而,在熙宁十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几乎无力自拔。
大宋朝野中,为了封赏石越的问题,惹出了轩然大波。而石越身不由己的,处在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位。
石越其实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他的奏章中,他将一切功劳都推得干干净净。从吕惠卿、文彦博,到范纯仁、陈元凤,到前线的将士,总而言之,若只看石越的奏章,便会让人以为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石越其实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坐享大功。
但是,石越虽然有意韬晦,他的功绩却是无法掩盖的。
朝廷当中,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三人罕见地持同一意见:石越应当拜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
他们的理由都是相同的,而且非常有道理。
当年身为枢密副使的曹彬平江南,以功绩来说还在石越之上,但是太祖也没有封他为枢密使,只是赏钱,荫其子。而仁宗朝狄青平侬智高之乱,回朝后亦不过是枢密副使。后来议者以功太薄,终于封他为枢使,结果却间接害死了狄青。
所以,如果皇帝想为了石越好的话,枢密副使便是保全之意。
于是,赵顼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拜石越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赏钱四十万贯。
本来此事到此为止,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皇帝不用担心石越名爵过甚,吕惠卿暂时将石越拦在了尚书省之外,文彦博、司马光认为保全了石越,而石越也避开了功高震主之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枢密副使与枢密使,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然而,朝的事情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宰相、枢密使说了算的。就算石越没有意见,满朝的大臣们,在野的士子们,却未必没有意见。
敕令颁布当天,为石越鸣不平的奏折便在通进银台司高高垒起;朝所有的报纸,也都不约而同地为石越叫屈。
更为过份的是,甚至还有人写信劝告文彦博与吕惠卿应当避位让贤。
文彦博把写给自己的这些信一笑之后,全部烧掉。但是吕惠卿却是一笑之后,恭恭敬敬地呈给了赵顼!
赵顼被彻底激怒了。
他将所有为石越叫屈的谏官全部贬出汴京,又以事涉军国机要为名,禁止报纸议论此事。然后连颁十余道诏书,把一些为石越说话的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顷刻之间,许多的官员眼见风向不对,立刻摇身一变,开始攻击起石越来。一个“朋党”的罪名,眼见着就要扣在石越头上。
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越几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熙宁十四年五月起,直至熙宁十五年,七个月间,他只得一直闭门谢客。除了朝参之外,几乎足不出户,连枢密院的事情都不敢过问,更遑论什么“改土归流”!
好在赵顼并不是真的想把石越怎么样,加上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百般维护,到了熙宁十五年正旦,皇帝又加石越太子太傅,他总算从这场风波中渐渐缓过来。但直至此时为止,石越依然只是一个挂名的枢密副使。对朝廷中事,不过是“备咨询”而已。
但是,其实一年以来,上表为石越鸣不平的声音,要求拜石越为相的声音,在朝在野,都始终不绝。特别是在大的民间,无论士民,对于石越,更是始终在为他抱屈。此时那歌妓所说的话,其中所指,看起来委婉,其实却是已经再直白不过了。
“只要莫说我家的狗头上生角便行了。”石越在心里叹息一声,历此一事,他对于狄青当年的那种惶恐会甚深。以狄青之英雄,何至竟惊惧而死?难道狄青是贪生怕死的人么?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家人挚亲罢了。因为自己而连累到自己的妻儿,若是曹操那样的枭雄,自然不值一提;但如狄青这样的英雄,却又岂能不惧?石越其实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事到临头,还是觉得仿佛自己便如一片落叶,被狂风卷着,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的抱负,想着苦心经营的一切,竟也常常感觉到仿徨与无力。
他不敢再由着这歌妓说下去,须知一个不小心传扬出去,一个“怨望”的罪名便逃不掉。当下笑道:“理这些事做甚,人生如朝露,转瞬即过,须得及时行乐。子瞻即将北行,某不才,便以此阙为子瞻饯行,”说着举箸击杯,高声歌道:“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苏轼谓然和道:“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那歌伎细听二人歌声,说是离愁,却又不尽是离意,不禁得心中纳闷,手指无意间划过琵琶弦,只听“铮”的一声轻响,倒似特意这一曲配的一声意犹未尽的尾音。
(《新·权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