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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惹起争议的的主要就是考试的科目，过去的诸科很有讲究，但也是旧制，也就是说宋代开国之初，科举制举大多沿袭唐代，大致可分为三类:制举，在国家需要某种人才，由天子随时招考，不常设置，也沒有一定章程。学选，由太学的三舍选充，仅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到徽宗宣和三年，施行了二十二年当时因新党当国务，使国人才悉由学校出身，所以停办“常科”专由“三舍法”升贡。

最后才是贡举，宋初原仿唐制行科举，实行的时间亦较久，其科目亦有“进士”,“九经”,“五经”,“通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诸科。此诸科中以“明经”,“进士”二科为最普遍，尤以“进士”一科得人最盛。

虽为唐制，但在五代之时，也有沿革和改变，像五代之时，有些国家采用的“进士科”和“诸科”的做法就被宋代照搬过來，虽然五代之时战乱不断，但当权者在选拔人才之上仍然会坚持科举考试，这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的由來。

宋代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在当年就开恩科考试，于是后來贡举科当初常举每年举行一次，到仁宗时才改为二年举行一次，神宗时仿周三年大比的遗制，故为三年举行一次，此後相沿不改，即成定制。

贡举的手续大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州县将应试士子保送至本道考试官，於秋学先考选一次，谓之“秋试”第二阶段：由礼部考选诸路所贡的举人，谓之“省试”，经礼部考试合格後，称为“进士”。但在太祖开宝年间，落第的举人常常讼考试不公，於是由天子另派大员在殿廷覆试一次，或由天子亲自主持覆试，是为“殿试”，作为最後的决定。

要说起宋代的科举实际上相比于唐代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有创新有发明，也有弊端，总体來说，唐代士人及第不易，唐代每年进士科及第人数，通常在五十人以下宋太祖时，增加到九十六人太宗时，“进士科”多至一百九十人，诸科二零七人其後录取名额随时变动，有多至五百馀人比之唐代增加甚多。

但宋代简化了唐代的考试制度，并且抑制了唐代那种贵族公卿子弟才能参加科举的制度，让很多贫民学子也能够一举中第，从某种意义上來讲这是消除阶级化的最大益处了，但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合格，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在各部门长官任僚佐，籍此对政治有一番实习。

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人才匮乏，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则得美任;因此反而沒有唐代般还能保留两汉以來一些切实历练的遗风美意，这又是宋制不如唐制之处。

也就是说，虽然代於抑制门第政治科举居功至伟，但唐代应考的多是门第贵胄之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薰染，亦早得很多政治掌故，在政治,知识上都有一定质素晚唐，高门大族衰落，应考者多是苦读的寒门子弟，他们除留心应考科目外，国家对他们沒有教育，门第家训也沒有了，政治传统更茫然不知，白屋书生，骤然中举，进身仕途，对实际政治不免生疏。

这种利弊属于教育范畴，国家科考是为了选拔人才，可是人才岂是完能够通过考试所能获得的，众多学子寒窗苦读从然是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者有之，但大多数却是将科举当做敲门砖，一朝中第，无非是让自己能有个封妻荫子的前程罢了。

为了一个官身，很多人铤而走险不惜徇私舞弊，关节托带之风自隋唐一來屡禁不止，宋代在防范这些弊端时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如发明了“糊名制”等，将名字糊住的做法是使得阅卷之人不得照顾自己的门生故旧和新朋子弟。

萧明在触碰这块科举制度时，的确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他让那些太史院的白胡子老学究将宋代以來的科举科目和制度作了详细的讲解，从中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原來宋人不安定制屡有创新的地方在科举考试这块也有体现。

像宋代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題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

“罢帖经墨义”和“考试重策论”就是宋人不拘于祖宗定制而作出的改变，宋自神宗以策论取士成为定制，少有变动唐以诗赋取士，使唐代文学以诗赋见称宋以策论取士，故宋代文学以散文见著，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氏父子等，皆精於散文创作连及史学亦为之发达，如《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以及《纪事本末》等名著，相继出现中国史学著述之多，体例之宏，以宋为著。

此外，宋初以诗赋取士，後以词赋取士，复立“宏词科”，故宋词亦极为可观。原來“唐诗宋词”都是科举考试逼出來的，萧明觉得颇为可乐！但宋代严防舞弊，学子平民得有进升之机，并且宋以科举取士，造就不少忠国之士，这些人当中如李纲。宗泽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