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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自己也做过王爷，除了每月按照规仪所发的俸禄之外，堂堂的康王爷也是囊中羞涩的，要不是他听从萧明的建议，与薛炳昌合作闹了点小钱，很多时候的人际和官场的应酬，都会捉襟见肘。

皇帝自己没钱自己清楚，别人却不一定清楚，所以赵构对萧明的这个建议非常感兴趣，以往官办的各种事情都办不好，总是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不是造成官员的贪腐就是官僚们不作为，容易受到奸商的行贿被拉下水，造成很多官办机构倒闭和瘫痪，而这次的合作却是有点另辟蹊径。

其实官家还不等同于皇家，官府的很多收入除了进入到户部的银库之外，规仪之内，皇家的府库内帑则没有进多少银子，那是很多人认为官家其实就等于皇家，大家都是为皇帝打工的，收入多少都算是皇家的的恩宠。

可是从没有人想过和皇家合伙挣钱的，倒是私人和官家合伙的，可那多半会成为一种受到官家保护的恶性暴利行业，以至于造成大面积的贪官和出现。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则是大宋朝一直以来对商业的政策，宋代官办手工业产品主要特供皇室、官府和军队，很少作为商品流通。民间手工业则以纺织、造纸、制糖等为大业，基本是农业的加工产业，有类于今日所称“开发农业”。

宋代商业经营资本本身的积累方式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商人的最终投资仍回到土地，所谓“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宋代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为官，不少商人又把资本用以买官，有的买官仅作为商号招牌。商业资本与官僚、地主结合起来，最终还是向田宅集中，封妻荫子，没能超出自然经济的常规突变性增长。

这本是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但其中却涵盖着封建阶层对于天下百姓的根本看法，如果中央集权过于严厉则往往会阻碍社会财富的累积和发展，反之则是一种促进，而宋代的时候就是一种促进，而是这样也有例外！

一直以来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朝廷官府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官办“公司”就被开办了起来，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公司”来专卖。

这个禁榷曾是非常的严厉，这样的官办机构涵盖了盐、茶、酒等众多领域，并且官办的机构有权在销售上则按人口分配，勒令消费，强制购买。而老百姓却不会认账，你的盐又黑又有沙土，你的茶都是发霉过期的陈货，你的酒搞得兑水太多，寡淡无味，我为什么还要买？而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到处的私盐、私茶和私酒，人家价低质优，我为什么不买？

于是倒贴国库补充，倒闭官办机构就成了常态，这种事情朝廷也不是不知道，北宋欧阳修就曾专门说过：“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

朝廷解决不了的事情，皇帝也无奈，盖因那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勘破这一切的根源，但如果有人想让皇帝自身有一个富足和赚钱的方式，估计哪个皇帝也不会拒绝，因为这种牟利是排他性质的，那就是这钱赚来是归于皇帝本人的小金库的！

而现在提供给皇帝这种方式的人出现了，那就是萧明，萧明的条陈虽然写的东西不多，但赵构可以专门把他叫过来问清楚吗，于是萧明这一整套商业计划的分解说明，就派上了用场，他从铁路的经济前景谈到大宋商贸繁荣，到商品流通流域的滞后道货币政策的利弊，足足给赵构讲了一天。

最后总算是让赵构弄明白了，那就是搞铁路很赚钱，一方面为自己赚钱，另一方面可为国家赚钱，这中间的赋税肯定是不少的，当然进了户部的银子最后按照规仪还有自己一份的，那岂不是两方面舀钱！赵构觉得自己现在也有点贪财了！

既然自己占了这么多便宜，这个股权的分化上也就不能让萧明太吃亏，毕竟这里面皇帝根本无需掏一分钱的，而萧明的日昌隆却是额出资的，所以赵构对萧明给他的三成股份还是很满意的，那他是不明白萧明要他的那个“皇家”的金字招牌的价值。

得到了高宗皇帝的首肯，下面就是一些文书案牍之类的工作，赵构只需要使用一下自己的两枚私章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下一个谕旨给户部和吏部对成立的这个“大宋皇家铁路管理司”进行备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