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顿将军，我相信二战的时候，你甚至还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自然对那段历史无从了解。事实上，当年的族长劲松公，是为了保全辜家老宅的平行空间，才会虚以委蛇的诈降于日军，否则辜家老宅哪能保存至今。”辜在勤身为一族之长，这时候自然得严肃的替先人辩护。

“是不是诈降，这件事或许只对辜氏家族有意义，对你们以外的这整个世界来说，甚至不曾激起半点涟漪。

有件事，一直都被美方列入最高机密，即便是过了七十几年，直到现在还不曾公开解密，不但如此，这个机密的等级之高，七十几年来只有不到十个人知道这件事。

那就是当年辜氏家族族长与老兰多博士，曾经利用辜家老宅的平行空间，圈禁了三百多名日军，根据日本军部的纪律，三百多名进城实施戒严的日军，最后的行动是前往辜家老宅一带执行任务，最后这三百多人便无声无息的人间蒸发。

经过当时日军的事后调查，他们从附近居民的口中得知，最后看到这三百多名日军的行踪，是出现在辜家老宅的庄园附近；日军当然立刻就对辜家老宅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他们的确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日军活动痕迹，但是吊诡的是却无法从中发现那些失踪日军的去向。

换句话说，他们虽然能从现场找到三百多名日军走进辜家老宅的迹象，却找不到他们离开辜家老宅的证据，如果仅从客观的事实来推断，这三百多名日军应该是在辜家老宅里失踪。

对日军来说，一口气不见了三百多人，那可是天大的紧急军情，在未曾遭遇任何一名敌军的前提下，就连一名士兵的战损都不应该发生，更何况是三百多人。

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在天河市发动全城的地毯式搜索，他们几乎将老城区的每块砖头都翻了起来，尤其是疑似事发现场的辜家老宅，甚至都到了掘地三尺的地步，却还是无法查出任何线索。

这次的离奇事件，被记录在关东军天河四七九五号的绝密档案中，相较于一般军事行动的战情纪录，这份绝密档案更像是超自然灵异事件，被归类在非常规非逻辑重大战损。

一般而言，嫌疑重大的辜家老宅不该在这个事件上全身而退，如此重大的不明原因战损，即便无法找到确切证据，也该罗织些罪名好找人顶罪，但是天河市辜家的名头太过响亮，辜劲松又是天河市的一个带头效忠日军的乡绅，如此轻办于他，说不定会引来难以预料的民愤。

尤其在三百多名日军失踪的两小时前，辜家老宅才刚刚完成严格的家户人口普查程序，这是日军每完成一个地方的占领之后，一定会彻底落实的标准程序，用来确保占领区的当地人口背景精确掌握。

因此日军能够百分之百的确认当时在这座宅子里，除了辜劲松与辜同勋两人以外，就只有四名德国籍科学家，区区六个人，根本无法对三百多名日本精兵造成伤害。

更何况包括老兰多博士在内的那四位科学家，几乎可说是辜家老宅的镇宅门神，日军完全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要知道日本的海陆军门户之见，早从明治维新之前便已存在，而擅长陆战的德国，又是日本陆军长期师从结盟的对象，即便是打遍亚洲无敌手的日本陆军，在德国人面前就是个跟班小弟。

辜劲松当年之所以敢如此托大，以一人之力去应付如狼似虎的日军，就是抓准了日本陆军无论如何都不敢招惹德国人的软肋。

要知道不管是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到后来的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以及不自量力的偷袭美国珍珠港，其背后的最重要原因都是来自海陆军之争。

与其说是海陆军之争，不如说是日本幕府时代末期藩属对峙的延续。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大航海时代跟重商主义的崛起，西方列强垂涎远东世界这片世外桃源，相继来到位于东亚门户的日本，其中尤以自北向南的俄罗斯、自南向北的英国，以及自东岸登陆的美国为最。

当时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拙于应对这三大强敌，使得以萨摩藩、水户藩、长州藩为主的各藩十分气愤，纷纷发起尊王攘夷、支持皇室、推翻幕府的倒幕运动，这也是后来衍生出海陆军门户之见的前身。

历史的结果是倒幕运动获得最终胜利，德川幕府终于交出实权，在各地藩主的支持下，推举明治天皇带领日本走进君主立宪体制，从此终结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代，但是取而代之的确是各地拥兵自重的藩阀之争。

其中又以长州藩与萨摩藩两大势力为最，这两大势力从幕府时代一路走来，分分合合不断，一开始是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为了各自势力发展而彼此冲突不断。

后来遇到欧美列强叩关，他们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也就是无能又跋扈的德川幕府，联合了英国海军获得最后胜利。

在推翻德川幕府进入明治维新后，长州藩与萨摩藩又再次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为了争取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双方再度陷入你死我活的权位之争，这一次，长州藩大获全胜。

在萨摩藩的政治领袖，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从而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自此再无实力与长州藩一较长短，这样的态势，奠定了接下来一百多年日本政治的发展格局。

诸如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或是安倍晋三等这些内阁总理大臣，都是出身自长州藩的政治世家，后来统称出自长州藩的政治世家为长州阀，即便到了今天，长州阀的政治势力仍然把持着日本政界。

当时掌握了实权的长州阀，自然得发展足以有效控制地方的陆军，这是千百年来的幕府思维，只有确实压制住地方势力，才能高枕无忧的在中央享受权力。

再加上远在倒幕运动之前，长州藩的陆军便已经开始改制，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后来也因此掌握了更多建置陆军的优势资源，换句话说，大陆军战略就成了长州阀政治势力的鲜明标志。

相较于长州阀的大陆军思维，落居下风的萨摩藩自然不甘人后，他们无法在陆地上与长州阀一争长短，只能转而向一望无际的大海发展，从此之后，演变成众所周知的日本海陆军门户之见。

既然说是门户之见，自然是各有立场，各有长短。为了未来的长期发展，长州阀派出大量陆军军官远赴德国取经，萨摩藩则派出大量海军军官前往英国学习，不管是德国或是英国，都是当年全球陆上霸权与海上霸权的佼佼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军战略与大海军战略成了日本国家发展的路线之争，双方对此争议不断，也因而造成不断内耗，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最严重的时候，因为陆军不信任海军，所以陆军便发展了自己的海军，甚至连航空母舰都造了出来。

想当然耳，既然陆军都自己把海军的事给干完了，海军当然也不落人后，自己发展起自己的陆军体系，这也造成严重的资源排挤与浪费，非但无法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反而因为彼此的互不信任，造成更多的一意孤行与反复内卷。

然而，当权者毕竟是以大陆军思维为主的长州阀，他们订下了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战略，预计一路从朝鲜半岛出发向北，大军横扫整个西伯利亚，接着在中亚与德国会师，然后瓜分整个世界。

然而，以大海军思维为主的萨摩阀并不这么想，相较于更为封闭与自以为是的大陆军思维，萨摩阀海军有更多的机会与全世界进行交流，因为军种属性的关系，萨摩阀海军则更具理性与逻辑，他们主张的是往东南亚发展，像是英国与美国一样，以掠夺经济利益为主。

所以在二战初期，日本的陆军与海军几乎可说是各行其是，所以战局无法一如他们所愿，等到了战争末期，面对着每况愈下的战局，好不容易陆军与海军意识到该彼此捐弃成见，却已经难以回天。

正是因为如此，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中，获判重罪的几乎都是长州阀的陆军高层，因为所有的侵略战争几乎都是由他们所发动，自然也得由他们来承担最终罪责。

直到战后，日本的海军与陆军都已经改名改制为海上自卫队与陆上自卫队，这样的门户之间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