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扫视众人，继续解释道：“皮货啊。那些虾夷人手里的皮货多着呢，我们先从他们那里交换皮货，然后再去长崎和清朝商人交易。明白了吧？”

说是要去长崎贸易，可赵新没有信牌，他也搞不到信牌这种东西。这就有点难办了。

关于信牌的原委，其实要从康熙五十四年说起（1715年，幕府八代将军在位）。

幕府为了阻止日益外流金银铜资源，规定每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上限是三十艘，即南京、福州、宁波计二十一艘，其他如厦门、台湾、广东、交趾、暹罗、交留吧共计九艘。

所有中国商船的贸易总额限定为六千贯，平均每艘船约一百九十一贯；每年棹铜（zhao，四声，划船用的，短的叫楫，长的叫棹。岛国商人把精铜熔炼成船桨的样子）的输出总量不超过三百万斤；限额内的中国商船实行编号管理，每年按编号发给信牌，有信牌且编号符合者才准许进港贸易，否则直接哪来回哪去。

这就是著名的“正德新令”。

（那些动不动就描写跑到长崎贩卖人口的全是胡扯，不提幕府根本不允许国民出海，先说港口你都进不去。除非上来就开打，但打完的结果很难说。）

由于贸易限定，且必须通过信牌才能入长崎港交易，因此在清朝就引发了“信牌风波”。

正德新令施行后，当年得到信牌的，主要是以江浙商人为主的四十二条船。等他们回国后，一帮没拿到信牌的福建帮船头就向宁波府鄞县知县起诉，告江浙帮船头接受带有日本年号的信牌，乃是奉外夷为正朔，实属忤逆朝廷。

说白了就是纯粹的羡慕嫉妒恨。我拿不到，我也不能让你拿到。

案子递到了时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手中，徐元梦认为江浙商帮“以中国商船受长崎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定生弊端。”

因此，江浙商人的四十二张信牌便全部被浙江海关监督没收，而且清廷九卿还准备商议定罪。

不过当时的康熙还算明白，他在上谕中说：“此牌票只是彼此贸易之一认记耳，并非行与我国地方官之文书……我国海关官员给与洋船牌票，亦只为查验之故，并非部中印文及旨意可比。”

康熙的意思就是，浙江巡抚及朝廷各部不了解贸易内情，小题大做，势必影响商人贸易，于是下令将原票还给江浙商人，照常贸易。

其实，康熙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清廷极为缺铜，铜钱的铸造数量缺口很大。所以岛国的棹铜就必须要通过这些江浙商人运进来。

（前文所提到的沈敬丹，就属于江浙商帮）

所以雷神号到了长崎的话，想要贸易就只能硬来。

即便是赵新找了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送给幕府（比如给将军送大象，这个真有人干过），换得“褒奖信牌”的话，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进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