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后，内阁就因为知道圣意，而奏请将关于廷推内阁学士与讨论可列阁中的名辅名单之廷议事，设在文渊阁举行。

朱翊钧自然予以了批准。

内阁配合，他的确轻松了许多，也就不必太桉牍劳形，事事亲为。

而他要做的就只给张居正荣誉、给高拱荣誉这些事。

这些事看上去不是什么实政事务，但的确是皇帝最需要做的，是属于定调子的事。

而在廷推廷议这一天。

朝中大员们皆到了文渊阁，也都看见了挂在了孔子像两侧的高拱和张居正的像。

尤属王锡爵和沉鲤驻足观览最久。

而户部尚书张学颜也很眼热。

因为按照万历即位以后的新制，不再是非才望出众的尚书、都御史，无资格推补入阁，而是必须有一名尚书、都御史入阁，以免清流脱离地方而不熟悉庶务。

所以，张学颜知道自己虽不是翰林清流出身，但现在也是有希望入阁的，也就决定在接下来廷议历代名辅时，得推一推非翰林出身、而起于州部入阁的阁臣。

随着内阁扩充职员，张居正、高拱、赵贞吉也列画像于皇家文渊阁，受国家累世尊崇，而标志着大明在中央层面，在继续朝改革的这条路上走时，而在地方上则依旧还在企图往回走因循守旧的路线。

蓟州一书院内。

流放在此的吴中行此时正在这里讲学。

因张居正去世，许多保守的地方官僚主动将监管放宽，再加上吴中行昔日宁忤逆自己恩师张居正也要反对夺情早已名满天下，颇得天下恪守礼制之士大夫推崇。

所以，慕名来拜访吴中行的士子也越来越多。

吴中行也借此宣讲自己的学问，以达到立言的目的。

而吴中行所推崇的则是纲常伦理等礼制当严守，重视礼治大于法治，与余有丁不同。

余有丁是觉得现有礼治不适合国家，而欲建新礼，即新的国家价值观，而为大明对外扩张如据倭国土地和驻军朝鲜、乃至派驻官员等找到理论上的合理解释。

吴中行则纯粹是倡导守旧礼，并借此反对改革，抨击新政。

毕竟改革是革了他这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当然，吴中行倒是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

他就觉得当下百官乃至士林互相攻讦，乃至人人败坏纲常，就是因为轻礼重利，连他的恩师张居正也为权力不惜废礼改制，使满朝皆不谈义礼之事，尽谈利弊，以致于国策皆是为夺利而设。

“当下苛政泛滥，礼废纲乱，所行之急务，就在于尽废苛政，而重建伦理纲常，国不可不崇礼，民不可不守纲常。”

“首先当废者就是考成，非礼待国士而养才之德。”

“其次就复优免条例，不以利扰祖宗养士之制。”

“最后当弃穷兵黩武之政，循不征倭国祖制，而将驻倭之官兵撤回，以节财帑，如此，则也不会因恢复优免养士之制而使国家寅吃卯粮，不能防御九边。”

吴中行这时就在书院内，对时下民间热议的是该尽废新政还是只废新政一部分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张居正去世后，地方官僚主动放宽监管，也就使得借讲学议政之风再次盛行起来，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讲学。

当然，这本身就难以遏制。

因为这个时代也没有录音设备，这些人也不会将议论的东西留于纸张上，而厂卫也难以天天盯着一批没什么具体威胁的士子和流放官员。

所以，吴中行等人也就能继续抨击时政。

“公可能还不知道，今年秋天，上已于国子监下旨在翰林院为江陵设馆，从张蒲州之请，令其配享太庙！”

这时，士子覃鸿志这时对吴中行说了起来。

吴中行则当即沉下脸来：“吾已知道！蒲州可谓小人也，至于陛下，本该垂拱，怎能亲自下场为乱礼权奸说话，想必是受朝中张党余孽唆使，而欺天子不知根底！”

“不过，兴明书院是应当废的，在内廷的张党余孽也不知道怎么挑唆的天子，竟自设书院，如此到底谁才是天子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