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官员数量确实多，即便是南渡后，丢失一半领土的情况下，也一直维持在四万人左右。

对比一下，唐朝极盛之时，官员数量也不过一万八九的样子。

据推测，唐时人口大约有八千万，宋代最多时有一亿多人，南渡后也大约还有七千多万，笼统一些计算的话，唐时四千人养一个官，宋代两千人养一个官。

因此无论从总量还是比例来说，大宋的官员确实太多了。

但真的多么？

其实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都在提高，官员比例的增加是很正常的。

在后面明朝中期，有十万文武官员，摊下来是一千人养一个官，到了后世时，那些发达国家中已经接近十比一了。

当然，这里说的官员并没有包括数量更加多的胥吏衙役在内，他们虽然不领朝廷俸禄，本质上还是靠百姓供养，不过即使算上他们，这比例也远远不如后世。

因此在赵孟启看来，官员数量多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官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光拿钱不办事，盘剥百姓倒是从不放松。

大宋为了解决冗官问题，从太祖开始，前后进行过十多次改革，主要做法基本都是省并衙门，裁撤官员，却都以失败告终。

也有人意识到真正的症结所在，比如王安石改革时，他就不再裁减官员，反倒增加官员俸禄，目的是「高薪养廉」，减少贪污受贿，提员办事效率，甚至建议对胥吏也施行俸禄制。

从某种角度来说，宋代朝廷其实是「小政府」，倡导的是皇权不下乡，基层社会都是由乡绅代为管理，一个县里，真正有品级领俸禄的官员也就那么小猫三两只，行政要依靠数量更多的胥吏。

这种方式，看似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实际上乡绅和胥吏都在用各种方式索取利益，对百姓来说，行政成本并未减少，反而更大可能是增加。

王安石的本意就是把隐形成本制度化，统一纳入到国家管理中，而实际上，他这种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只可惜这种从上往下的改革存在太多漏洞和错误，也难以稳定持久。

论政治智慧和施政手段，赵孟启自认为是远远不如王安石的，此时的环境也不允许他在官制方面大动干戈，所以他打算换个方式试试。

从下往上，利用田庄改制，试验建立基层管理机构，成功后再慢慢向上层延展。

赵孟启侃侃而谈，表述着自己的观点，「豪强隐漏转嫁税赋，胥吏渔利百姓，其实都是管理缺失造成的，与其这样，不如官府把缺失填补，拿回被「偷走」的税赋，将应有的职责都担负起来，建立基层组织，如此才能尽可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基层组织？」吴潜念叨着这个词，然后有些不解的看向赵孟启，「殿下所说，似乎有些类似于保甲制，只是不知区别在哪？」

保甲制其实是由军事制度演变而来，真正作为一种基层政治制度则源自王安石变法，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保甲制侧重于军事和治安，本质上也是一种乡村自治，在我的设想中，却是以生产为根本的综合性组织。」

「也不是一股脑面推行，而是与田庄制度相配合，这田庄将逐渐用雇工制替换租佃制，成立合作社，负责组织管理耕作生产。」

「这个合作社并不算官府机构，以服务性质为主，但是可以赋予更多的职能，生产、生活、军事、治安、教育、医疗、金融、税务等等一应俱，这些都需要相应的专业人员，即便不专业，起码也是要有文化基础。」

「大宋读书人这么多，以往却只有一部分人能通过科举成为官

员，而其他的大多并没有太满意的出路，甚至只能由朝廷白白养着。」

「就拿这府学两千多人来说吧，都是为了科举日复一日的读书，有许多人都年过而立，依然没有放弃为做官而努力，可他们考不中，真的是因为学识不够么？我看不见得，毕竟朝廷录取的人数是有限的。」

「何况一味只靠书本，未必能真的掌握知识，我认为实践才能出真知，知行合一才是读书人进步的正确方式。」

这些话对学官们冲击有些大，隐隐有些明白燕王的想法，却还需要更多思考来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