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清官有一种“盼之如云霓”的迫切心理，在中国民间甚至形成了一股浓郁的“清官情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的戏剧等文艺表现形式中。

“清官戏”和“清官故事”已经成为一个不衰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热门题材。

然而，如果对这些所谓的“清官戏”或者“清官故事”认真深挖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所歌颂的所谓“清官”的数量实在是屈指可数，最著名的不过就是翻来覆去的包拯、海瑞等几个人而已。

其实，像中国民间这种简单地用“清”或“贪”的“二元标准”来评价官员，未免失之于偏颇和单一。对于官员来说，“清”与“贪”，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更为重要的评价标准还有很多，譬如：“能”与“庸”、“明”与“浊”、“勤”与“惰”，等等。

而如果能够采取更加实用一些的标准的话，甚至完全可以这样看问题――即如果一个官员是“能吏”，是真有治世之才和治世之能的话，那么即便他“贪”一点，相对于那些既无才能又十分贪婪的官员而言，这个官员也还是属于不最坏的一类。

简单地以官之“清”和“贪”来论处官员的人往往忽略了一点，这就是一个官员如果仅仅只是个清官，但却无能无才，整天浑浑噩噩，甚至藉靠在道德上的白璧无瑕而恣意妄为的话，那对百姓而言，其危害程度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有点治世能力的“贪官”的。

这样说也许令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却是可以被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案例加以复验的一个结论。

撇开这些不说，即以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所精心打造的那几个清官形象而论，倘若把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与历史镜像中真实的清官一一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其实都是一些被深度加工后寄托了中国民间审美情趣和诉求的理想人物，与历史真实有天壤之别。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酷吏”张汤，在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以至于下葬时“有棺无椁”，令皇帝也为之动容。究竟在“酷吏”和“清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紧密联系？看来，还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命题。

总之，在极权专制政体下，清官往往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同时也必然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在一个被柏杨称之为“文化大染缸”的体制里，要想保持人格的清白，达到“众人皆醉，惟吾独醒”的境界，那注定是非常艰难的，同时也注定了在这个体制里永远是个不受人欢迎和到处碰壁的“异数”！

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官员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像海瑞一样的人格分裂者，他和赵禹、张汤一样的好血斗狠者，也正在情理之中。

由于清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十分孤立，其实也是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像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所描写的那样，真的能为民众办成什么大事的。

因此，就实用价值来说，清官们的正面作用可以说是相当微弱，其副作用倒是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