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没有情绪在北大的校园里面转悠了，于是即刻地坐车回到了酒店。
在车上的时候我问冷主任：“冷主任，您觉得项校长那里的把握性大不大？”
他说：“难说啊。不过我也很理解他，毕竟他不是一把手啊。这件事情我们得等。不过我是知道他这个人的，他一定会把我们的这件事情汇报上去的。小冯，你今天的那几句话说得不错，他是地质学家，你可搔到了他心里的那处痒痒了。还有我给他的那个暗示，他肯定会慎重考虑的。”
我心里想道：人家是科学家，又是北大的副校长，他真的很看重这些吗？按道理说他是不应该缺乏科研经费的啊？不过我不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因为我也相信冷主任才是最了解那位项校长的人。
老主任却说道：“我觉得你那样的暗示对他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人家是副校长，又是院士，他会缺乏科研经费？”
冷主任大笑道：“国家的可研经费是需要审计的，我们赞助的需要吗？很简单的道理嘛。”
我顿时恍然大悟：冷主任的意思很清楚了，赞助的就等同于他私人的了。
我是申请并使用过可研经费的，而且对其中的状况及潜规则早就心知肚明了。别说是赞助的经费，就是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被肆意侵占挥霍的情况，在科研圈内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其实大家都在这么做，你不做，就显得另类了，再者上边的领导也并不会因此而相信你。这是一种可笑的现实。
科研经费的使用，诸如扩大开支范围、擅自调整预算、突击购买设备等屡见不鲜。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百分之四十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早几年，中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如今钱到位了，但是有限的钱却没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圈钱”法宝。
现在的可研经费可以去买科研设备、去做事情，但是不能给个人。由于科研人员的收入和获得经费不成比例，再加上有些科研单位的绩效工资都是从经费里开，所以大家都动这个脑筋。
节节攀升的物价和工资不成正比，所以大家也就一根筋地想着法儿搞项目，搞科研。因为钱到手后，怎么花是自己说了算。此外，在科研领域里，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而科研项目管理又呈现出“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各经费来源单位对自己主管的科研项目都制定办法，各高等院校、科研所也制定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不统一造成不同科研单位管理规定不协调和冲突，造成了客观上纵容了科研腐败问题的发生。
另外，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师也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到处跑项目、揽课题。跑到项目后，再找一些老师共同研发，按需支付部分劳务费后，剩余的全部落入个人小金库。而那些跟着导师做科研课题的博士生，也能从科研经费里拿到一些酬劳。
在科研圈内有一种项目老板，这些人就是专门跑项目，然后再与别人吃回扣。一般项目老板和驻京办关系密切，因为要靠驻京办打头阵，与部里牵线搭桥。每年三到五月是高峰期，一直到六月立项前，驻京办是项目老板的首攻阵地，等项目和经费下来了，驻京办就逐渐冷清了。
中国教育拨款分散掌握在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而拨款的主要方式是项目制，即申报项目，审批通过立项后拨款。然而这种拨款制度，要求高校必须长期建立与掌握财权的部门的良好关系。
项目到手后，怎么花是关键，而且还得花得没有痕迹。这其中有几种惯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只需五百万万价格的仪器设备，以八百万万或者一千万的价格购买，多余的钱已辗转进入个人卡号；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义购置汽车房产，项目结束后就据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或到各地旅游消费。
不过，出国考察并不便利，因为出境考察时要受到诸多审查，但这也阻碍不了他们巧立名目地花钱。例如，社会科学领域引进课题制后，设备仪器的费用，在预算中是小部分支出，交通费、差旅费、资料费和餐费等项开支，才是主要开支，常用的借口就是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在人文学科领域，查阅文本文献是主要研究形式，重要资料都有图书馆藏，自行购置说不通。为使经费达到一定规模，便将电脑、摄像机、扫描仪等反复填报，而一旦立项，经费包干，这些费用便可以被其他开支替代。所以，考察、学术交流是科研圈最惯用的伎俩，且专门挑没有去过的地方考察。在国外随便找个学会以考察名义或学术交流方式发个邀请函，这太简单不过了。
搞科研的人全世界几乎哪儿都去过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往科研机构里挤？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究竟应获得多少报酬？本来是具体的，但科研经费任意支配的事实，却默许了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往往在交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想尽办法花钱，因为如果钱花不完，下一个项目有可能就拿不到这么多钱了。有人说，高校就像一个菜市场，科研人员就是包了其中一个摊位，进账出账从那里过。
其实说到底，科研经费的乱象都是由于利益在作祟。
项校长虽然是科学家，但是在北京物价、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下，他也当然会对物质的东西动心的，毕竟他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