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要求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文提到的“咱们的兜里，一个一个，都鼓鼓囊囊的”。

湘军、洪军反复拉锯，江宁一带，被兵极惨，大乱之后，满目苍夷，一片萧条，善后、恢复的责任，全在曾国藩一人身上。

这个“全”字，不仅仅因为他是两江总督。

本来，恭王、文祥以降，一班京中大佬，对江宁的善后、恢复，是很有信心的——朝廷虽然没有钱，但伪天王府内，金山银海，江宁克复之后，这些钱足够拿来善后了。

然而曾国荃打下江宁之后，曾国藩上了一个折子，说什么“历年以来，中外风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钜，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也，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翻增焦灼。”

谁都晓得，“全无财货”，绝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如海的金银，已被曾老九洗劫一空了；而曾国藩上这个折子，也并不是真的“翻增焦灼”，叫穷、摆出向朝廷伸手要钱的姿态，真正的目的，不过是替他的九弟遮掩一番罢了。

因此，军机、户部都没有搭理曾国藩的这个茬儿——反正也没钱；曾国藩呢，也没有就此再催过朝廷一字一词。

不过，如此一来，善后的责任，就不能不“全”是曾某人一人之责了。

别的不说，“荃”老弟的屁股，做老哥的，得替他擦吧？

曾国藩自个儿，并不能屙金溺银，于是，他盯上了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

这是一笔数以百万两计的钜数，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吃穿住行，各种消费，这些钱自然就流入了市面，江宁毕竟是底蕴极深厚的地方，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自然而然，就能恢复了起来。

曾国藩确是胸有丘壑、绝大经济之人，他这一招，管用的很，在朝廷未做任何实质性拨款的前提下，没过多久，江宁就初步恢复了元气。

江宁这种繁庶地区的中心城市，元气一复，自然而然，八方辐辏，很快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这个时候，就不必再借助于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了，事实上，这个时候，湘军的腰包，也已经没有那么“鼓鼓囊囊”了。

于是，麻烦就来了。

湘军的钱，大多抢掠而来，既来的容易，大多数人，便养不成积谷防饥的习惯，江宁又不比湖南乡下，花花世界，声色犬马，能够销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过两、三年功夫，原本“鼓鼓囊囊”的腰包便瘪了下去。

钱没有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可是已经养成了，怎么办呢？自然而然，开始骚扰地方了。

这方面，曾国藩督江的时候，其实已露出些端倪了，不过，毕竟都是湘军出来的，没有人敢真的落老帅的面子，就有些不法的情事，也是小打小闹，且都是偷偷的来，整体上说，江宁的治安，还是“安静”的。

曾国藩去江就直，一班散兵游勇，觉得去了笼头，如关卓凡所言，“野马脱缰”，开始恣意横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算客气——敲开富户的门，开口“借钱”，脸上是笑嘻嘻的，也写“借据”——当然，不管写不写“借据”，钱，是绝对不会还的。

主人家若不肯给，也不生气，转身去下一家就是了。

不过，看到他们头上的红顶子、蓝顶子，以及腰间悬挂的腰刀，真正一两银子也不拿出来的人家，是很少的。

没过多久，红顶子、蓝顶子的态度变过了。

如果主人家不肯相“借”——上文说过了，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大多数的情形，是所求未得餍足，譬如，“借”十两，主人家只给五两——红顶子、蓝顶子就不肯走了，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开始骂骂咧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