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骄盈”而“揽权”。

恭王意气风发，勇于任事，这方面的事例就更多了。

军机处是国家行政中枢，但这个“中枢”仅是“事实上”的；仪制上，军机处“只供传述缮撰，不能稍有赞画于期间”，就是说，军机处本质上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所有的决定都得请旨，得到皇帝的允准，以上谕的名义颁行，自己是不能独自做任何决定的。

实际当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许多没那么重大的事情，恭王和下面打个招呼就办了，并没有经过两宫皇太后的这一道程序。

所以，这些事，既算“揽权”，也算“擅权”，因此也算“骄盈”。

慈禧说道：“姐姐你看，老六背着咱们姐俩，做了多少事情！还有，你瞅瞅，有哪个衙门他不插手的吗？”

慈安叹了一口气，默然。

至于“徇私”，只要一个新任命的官员和恭王之前过从较密，都可以归拢进来，所以事例也很多。但这一点蔡寿祺倒没有大加发挥，匆匆数语，点到即止。

因为关卓凡的目标仅是恭王一人，暂时并不想扩大打击面。

本来蔡寿祺还想加上“结党”的。

“结党”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打击政敌的标准套路，其效用仅次于“谋反”，因为这是最触君主忌讳的。大臣“结党”，有了“党援”，就有了和皇帝抗争的资本，就有了“腐蚀大多数”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乱政”，“篡权”，甚至“谋反”。

但关卓凡没有同意，原因还是前面那个，他暂时不想扩大打击面。非但如此，还要争取建立“统一战线”。

反正恭王的把柄已经够多了。

关卓凡现在朝廷里边还没有自己的班底。一个是活总要有人干，一个好汉还三个帮，自己没有三头六臂，许多事情还得依靠旧人去办。一个是如果打击面过宽，会引起过于强烈的反弹，自己刚刚上位，根基未稳，容易立不住脚；就算真能站牢了，也会牵扯过多的精力，毕竟，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展开建设。

毕竟，还没到大开杀戒的时候。

如果玩“结党”这种把戏，“恭系”中的核心成员，如文祥、宝鋆、曹毓瑛几个必然会被牵扯进来，而且首当其冲。宝鋆也罢了，反正是关卓凡迟早要清理掉的一个人；但文祥和曹毓瑛两个，关卓凡是要“争取”的。

曹毓瑛不必说，关卓凡有把握他会倒向自己，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智囊；文祥是肯定不会背叛恭王的，但我也没叫你出卖朋友，我是叫你为国家做事。

文祥此人，有担当，有见识，有能力，有操守，是当时旗人中极罕有的贤者。关卓凡以为，如果要“排位”的话，当时的旗人里边，文祥当居首位，甚至超过恭王。

还有非常难得的一点，文祥是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关卓凡对他在原时空上的《密陈大计疏》印象深刻。

其中一段：“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知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文祥也承认，“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事有难行”，但是，“义可采取”。

那是原时空光绪元年的事情，即1875年，距今不过十年。

关卓凡的印象中，这是中国的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议论议会民主制度，并给予正面评价，认为“义可采取”。

很难得了。

还有，文祥和关卓凡的这个“本身”一样，都姓瓜尔佳氏，咱们哥俩才是自己人啊。

这个人，还是要想办法拢在袖中。

蔡寿祺开始收尾，他写道：“夫用舍者朝廷之大权，总宜名实相符，毋令是非颠倒。不然名器不贵，纪纲何由而振？朝廷何由而尊？臣不避嫌怨，不畏诛殛，冒死直言，伏乞皇太后皇上敕下群臣会议恭亲王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