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5月30日，海州城外正在扩建的码头边，清国海州知州冯瑜刚刚和一帮文人士绅们唱和归来。

在这次文人雅士的聚会上，冯知州第一次以“埠”为题，让在座的一干青年才俊们由此阐发海州开港对朝廷的重大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海州青年才俊不少，熟读经义的更是不知凡几，但让他们以开埠为题写文章的话，就有些为难了，一个个抓耳挠腮，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偶有几个通晓时务的能稍微切那么一些题，但也完全不够，让冯瑜看了大摇其头。

不过冯知州也不泄气，朝廷锐意改革还没几年，地方上懂这些的官员都不多，更别提民间士子了。就连冯瑜本人，也是在京城的时候接触了一些西洋来的传教士，从他们那里习得了一些西洋新学。后来，他府中也聘请了一位据说来自“义大利”的破产船长，从他那里得知了很多有关海洋及欧陆诸国的信息，这些都令他大开眼界，渐渐地在同侪中以新学见长，吸引了一些朝堂大佬的注意。

这次冯瑜从京城外放海州当知州，也是索额图索中堂对他的考验，看看他在海州港扩建及开埠之事上，到底能做出一番什么样的成绩。毕竟，朝堂需要的不仅仅是嘴炮人才，也是要看人干实务的能力怎么样的。

冯瑜是在去年年底抵达海州上任的。一到任之后，便召来全州商绅，令其每家出钱出粮，在海州港岸上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仓库灯塔，以及马步炮军兵营。这些设施，都是每一个大型贸易港口所必须的，海州港原本的设施在当年地震中损毁不少，没损毁的也不堪用，必须建新的。要知道，当年山东郯城大地震，可是导致海州“海退三十里”的，这些年虽然恢复了一些码头及仓储设施，但还远远不够，必须拨钱重建。

朝廷倒是出了些钱，但只有区区二十万两，即便以中国物价之便宜，劳动力之丰富，也远远不敷使用，因此朝廷又下旨令两淮盐场拨出部分今年要解送中央的税银二十万两，就近转交给冯瑜，让他统一调拨使用。

当然四十万两还是有些紧，尤其是冯瑜请了几位来自荷兰、英格兰的“专家”，将这个港口规划得比较高大上，花钱有些超出预期，因此又打算找海州的富商地主们化缘，争取派捐个十来万两银子花花。反正居住在海州的很多都是有钱人，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

“轻刑薄赋、固本养民、筹议实边。”回到衙门后宅书房，喝过新纳小妾调制的羹汤后，冯瑜神清气爽地摊开折子，打算写一下自己的施政纲领。在海州的这半年时间，他可也没有虚度，而是亲自跑了许多地方，了解了很多事情。这些积累，与以前在京里所学的东西互相印证之后，他的认识无疑又更高了一层，故打算执笔写下来，时时查看、雕琢。

“……田赋为正供，向为朝廷收入之主要来源，近岁已达三分之二以上。然则近些年来，数省督抚被委以大权，任意赋课于民，听其调用。民间完纳愈苦，胥吏追索愈烈，百姓怨恨，纷纷逋赋拒纳，往往激成巨案。此间大要有两则，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

写完这段，冯瑜停顿了下，认真思考了起来。曾几何时，田赋是“我大清”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一度占了八九成左右。不过在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了十几二十年之后，这部分收入的占比开始了显著下降，目前已经不足七成，主要原因在于外贸收入的增加以及商税等针对富人阶层的税种在全国大面积的铺开。

尤其是在响水、海州等沿海港口，商人聚集较快，开办的各类手工工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作坊的增多，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还是很有好处的，因此很让朝堂重视，要知道朝廷最近可是很缺钱的呢。

不过工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驱赶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场做工的事情，这与传统士绅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淮安府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种地的传统本来就很深厚，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结果几十年前又让天杀的东岸人搬走了五十万人口，后来虽然平稳发展至今，但仍然没能恢复当年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现在因为海贸盛行的缘故，需要大量劳动力进工场做工，自然导致了与传统士绅的冲突。

平心而论，满清朝廷其实是不太希望看到社会上这种乱象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现在急需要钱，很多的钱，因此对海贸持支持态度，连带着对那些为海贸加工商品的商人也持支持态度。更何况这些商人并不是没有根脚的，很多人背后站着的都是朝中大佬，指着靠海贸的巨额利润来分一杯羹的，因此使得那些传统士宦家庭及其代言人在朝中根本没起到太多的作用，搞得地方上纷争不断，让冯瑜这等心忧国事的人是长吁短叹。

冯瑜作为新学干臣，内心中自然也是倾向于工商业人士的。不过作为地方主官，他也深知不能太过于偏颇，否则怕是会影响大局，即必须牢牢秉持“赋敛轻”和“刑罚平”的准绳，尽一切可能安定朝局。地主士绅家里的地没人种，收入减少了，就少收点税；双方发生各种冲突了，严格按照法律来，如此才是正道。

当然冯瑜也知道这种事知易行难，理论上这样，实际执行中是那样，根本每个准。你看，他自己到海州赴任后，不也打了士绅商人们的秋风吗？这哪点能体现“赋敛轻”了？不过呢，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不都得有个原则或纲领么？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有没有则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