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业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贵会在金融方面的支持当真也是至关重要啊。”看在人家送来的大量礼物的份上，杨王志远大力吹捧起了徽州帮商人的功劳，让这位林员外欢喜得直眉开眼笑。
当然他吹虽然吹，但也不是完全无的放矢。事实上，宁波商业能发展到如今这么一个惊人的规模，金融界在经济运行及进出口贸易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却也是人所共知的。而这个金融界的构成，除了新式银行（即西北垦殖银行、台湾银行）之外，民间私人经营的各种名目的诸如钱庄、票号、钱铺、银炉房、公估局、典当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虽然没有准确数字，但大家一致认为其总的营业额是超过政府开办的新式银行的。
在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中，宁波本地商人开办的固然强势无比，但外来商人（主要是清国商人）开办的却也不容小觑。以徽州帮商人开办的信义钱庄为例，徽州乃至皖南地区的茶叶从采摘、加工，然后运输到宁波销售，信义钱庄全程提供一条龙的金融服务，这大大刺激了徽州地区茶叶生产，每年出口宁波的数量都在稳定增加，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这些徽州帮商人的金融服务已经慢慢渗透到宁绍地区了，尤其是在新占领不太久的余姚、上虞、嵊县，徽州帮商人重点经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林员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到余姚县城开当铺的，在鄞县、定海、奉化、慈溪等原宁波府辖区内，他们与宁波本地商人竞争时劣势太大，还不如另辟蹊径，先在上虞、余姚、嵊县等地打开局面，然后再想办法在宁波等地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金融之于现代工商业，就像血库一样，意义非同寻常。余姚的丝绸纺织、茶叶产销等行当，十之八九仰赖钱庄、银行，可谓是关键中的关键。林员外，我听说过你，你们一家子都已经入籍东岸了，对吧？这很好，以后安生在宁绍发展吧，如果老家还有什么亲戚朋友的话，都可以叫来嘛。”杨王志远笑嘻嘻地说道。
他知道林员外是信义钱庄的股东之一，而这家钱庄在徽州地区就很有名，“设小钱庄于各地，皖南官款，多半经其手”。这样的人，若是能够拉过来的话，那么绝对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就像之前已经入籍东岸的一些清国商人一样。
当然有愿意入籍东岸的清国商人，自然也有不愿意的。有些人在宁波经营数年之后，依然还保留着原本的身份，并且还如饥似渴地搜集东岸的各类知识、书籍，想方设法传回老家。这些人，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作用，具有进步的属性，给有些暮气沉沉的清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流。
这些来自外界的新事物，尤被那些新崛起的汉族文武官员所重视，因为他们特别想知道为何屡屡败于东岸之手。满清朝廷对此虽然有些不满，但在四处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越来越倚重汉族官员，故对这些新思想也不好明令禁绝，只能有选择地接收了。即利于其统治或增强国力的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鼓吹共和思想、新政治体制的自然一概禁绝，当然有关满清黑历史的东西就更不能放进来了。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尤其是在与东岸议和，双方全面开放贸易和边界之后——清国与几十年前已然大不一样！其变化幅度虽然不如顺国那么激烈，但也颇为可观。与他们相比，如今中国大陆上最落后、最腐朽的势力，反倒是南明朝廷了，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杨王处长说得是。前次小老儿已经书信家中，令子侄辈十余人前来余姚。这些多是从事典当、笔墨和茶叶行业多年的老手，经验丰富，必将能为宁波的工商业添砖加瓦。”林员外笑呵呵地回答道：“大东岸为咱们商人创造了自古以来未有的良好经商环境，大家都是十分珍惜的，也都想来宁绍发展，都不用杨王处长催的，自己就跑来了，呵呵。”
杨王林听后点了点头，笑而不语。他当然知道林员外这话多有不实，徽州帮商人入籍东岸的固然不少，但不愿入籍的却也不是少数，他曾经就听说过某位“心怀桑梓”，回老家上书满清朝廷，请求开设银元局、铜元局，用机器铸币，革新币制，并且为朝廷所采纳了。盖因此时的清国境内，因为种种原因，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极其混乱，其中既有东岸的银元、铜币，也有本来的银两（但大小不一，全靠称重，成色也很复杂），民间私铸的钱币及外洋贸易而来的欧陆诸国银币更是所在多有，极大地影响了商业发展，“民甚苦之”。
因此，在看到东岸人机器铸造的外形精美、成色统一的货币后，这位商人建议从东岸人那里采买水力冲压造币机，疏浚市场币制：初步计划是铸造大银元（重七钱二分）、两开银元（重三钱六分）、五开银元（重一钱四分四厘）、十开银元（重七分二厘），以此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银币。此外，铜元局还将用机器铸造当十铜元、当二铜钱，用来畅通全国，甚至还打算联合诸多钱庄、票号（尤其山西那一票实力雄厚的）发行以一千文铜钱为单位的制钱票，以方便日常使用，促进商业发展。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举措都是能极大提高清政府财政收入的，这不光是铸币税的收入，同时还有币制统一后全国工商业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且后者的红利几倍于前者。这些商人集团选择了家乡，选择同满清政府合作，说起来还是令杨王林挺不爽的，不过却也没太介意。东岸人讲究来去随便，自由贸易，自然不会摘了自家的牌子。
但不管怎样，宁波的商人集团开始越来越深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满清的商人集团在见识到海外的诸多新事物后，也开始间接地通过汉族官员上书朝廷影响国家政策。而随着外来新思想的不断吹风洗礼，商人集团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汉族官员话语权的加大，这种影响肯定会越来越深，至于最后量变会不会引起质变，那就要看后面的走向了，这是谁都无法说得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