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

杭州城外的灵隐寺内，裕亲王福全刚刚上香归来。作为满清朝廷的天潢贵胄，爱新觉罗·福全自幼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身份贵不可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恰恰相反，经受了完整的皇家教育的裕亲王，不但熟读汉人的诗书经典，对满人传下来的骑马射箭、治军打仗也不陌生。不然的话，即便他身份再高，那北京城里的康熙也不是傻子，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

爱新觉罗·福全现在的身份是征南大将军，统领杭州大营十万出头的满汉军队，防区范围包括松江、嘉兴、杭州等在内的诸多江南府县，既要对付可能从江西那边流窜过来的小股顺军人马，同时也肩负着消灭鲁王政权的重任，当然裕亲王最重要的任务，明白人都清楚，那就是死盯宁波府的黄衣贼，不让其变成祸害。

曾几何时，黄衣贼是安分的，让杭州大营的清军很是过了一段安生日子。但自从几年前开始，他们以及依附于其的前明鲁王政权，就开始对浙北的清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其中尤以鲁王手底下那些杂七杂八的武装最为积极，竟然动员了数万人马，虽然里面相当部分是攻入浙北、浙西后就地收编的。

杭州大营有十余万清军，不过要防守的面积实在太大，因此要集结起来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黄衣海寇兵舰犀利，时常在近海横冲直撞，然后择地登陆抢掠一番，来去如风，让人头疼，故清廷不得不在一些海防重镇常年驻扎大批军队，这使得他们的力量更加分散，且被牵制得很厉害。毕竟，谁也不知道，黄衣贼哪次是真的要登陆，哪次是虚晃一枪。

所以，杭州大营很是费了一番手脚，才慢慢夺回了在绍兴府一带的优势，顺带又恢复了浙西的严州府，让南明三路督师张煌言是灰头土脸，颜面尽失，据说回到温州后就立刻上折请罪了，请鲁王另选贤能。

不过，鲁王手底下那些土鸡瓦狗好对付，黄衣海寇就很难缠了。裕亲王刚来到杭州的时候，正是我大清军队奋勇南下，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绍兴府失地的时候。当其时，足足四万余人沿着曹娥江一路南下，迅速拿下嵊县，将兵锋推到了黄衣贼据守的新昌县城之下。

当然，我大清也就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四万军队，若是放在一般战场上，已经是一股很大的势力了，可是在有着坚城大炮之利的近万名黄衣贼面前，怕是还不够看，因此占据自然而然地就僵持了下来。而意识到不可能夺取新昌城的清军，也在佟国纲的命令下撤退了。而这道命令，新来履职接替征南大将军职位的裕亲王福全也默认了。他明白，皇上要的不是夺回新昌、占领宁波，而是稳住局势，不要让其再度恶化，为大清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

江南，素来是财赋重地，经年累月地为我大清贡献着海量的生丝、绸缎、茶叶等物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福全就听经办洋务的皇叔恭亲王坦言，“东南财货，朝廷仰之”，虽说江北不是不产这些，但少了江南，总是非常肉疼的，能拿来与洋商互市的货物便少了，这对于极度渴求外国军械的大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而且，福全也了解到，西陲和北疆的局势现在也越来越严峻。准噶尔蒙古自从再度统一在一起后，就展现出了越来越强的侵略性，其首领葛尔丹一边不断派出使者前往塞上诸蒙古部落，一边派兵攻城略地，扩大自己的地盘。比如，两年前他们就已经进军原察合台汗国旧地，因为有着内应的关系，听说一路上都很顺利，虽然也经过了不少厮杀，但总体上而言是连战连胜，想必这会已经完全控制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英吉沙、阿克苏、乌什等六城了吧。而如果等到葛尔丹完全消化了这些察合台汗国遗民的话，帐下就又能平添数万名龙精虎猛之士，其野心也只会更大。

朝廷现在很担心，担心噶尔丹在统一卫拉特蒙古、消灭喀什噶尔汗国（这两部估计都已经完成），并向西击败、威逼哈萨克人之后，很可能会将扩张的中心转到蒙古草原上，尤其是那些与其勾连不断的漠北蒙古诸部。满蒙一体，素来是我满洲赖以制衡中国的基础，一旦漠北蒙古被占，漠南蒙古势必就会起了风波，那时候朝廷还能有宁日呢？

而即便不从满蒙一体的角度考虑，单从军事方面来看，草原上出现一个雄主、霸主，也从来是中原王朝难以忍受的事情。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契丹、金有蒙古，我大清自不能容忍准噶尔蒙古崛起了草原之上，因此逐步调整战略重心，加强西北边陲的防务，已不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在这种局面下，维持东南江山的大体稳定，已经成了朝廷上下赖以追求的目标。福全作为康熙的兄弟，对这一点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故在抵达杭州接管大营之后，他便下令淤积在新嵊盆地的大军分批撤退，只保留了新嵊总兵辖下数千人马屯驻于嵊县县城，以为警戒，其余大部分则返回了分别位于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营地，镇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