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尔曼从胶州港回到福尔摩萨岛已经有一阵子了。

说真的，在胶州港这个渐渐已经成为新兴贸易城市——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军港——的地方，他总感觉到周围人在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是的，我知道我服务的对象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你们的国家发生冲突了，还被夺走了至关重要的开普敦殖民地，但我有必要为了这个就痛苦、愤怒，进而与你们中的谁谁谁决斗吗？我只是公司的雇员，公司一个月付给我240盾的薪水，我为公司在登莱的贸易进行服务，仅此而已。

因此，在与东岸人交割清楚款项与货物，确认上年度的贸易已经完成之后，东印度公司驻登莱商务代表亨德尔曼便急匆匆地“逃离”了胶州港，与一艘满载高级毛皮、鲸鱼制品、桶装葡萄酒、干果以及黄金、白银的商船，一同南下经宁波定海港——在定海港，这艘商船将手头多余的黄金、白银又换成了生丝和茶叶——返回了位于福尔摩沙岛南端的热兰遮港，这个时候正是1675年6月。

六月的中国近海海面，东南风盛行，因此是传统的贸易旺季，大量来自荷兰、英格兰、葡萄牙乃至法兰西（近年来才出现，且规模也比较小）的商船会从南洋一带来到中国、日本近海，展开一年一度的贸易。

这些商船将带自欧洲的各类商品、金银（一般来说商品所占比例并不高，往往超过一半的金银）运至中国各港口，然后买回茶叶、生丝、瓷器以及其他一些事物，运回欧洲获取利润，贸易规模在最近十年来增长很快，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相对平静，只有局部几个省份在发生战争。

在这些外国贸易家里面，荷兰东印度公司大概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位了。它旗下的商人在很多地方开设商站，将各地商品倒来倒去——比如在台湾和暹罗收购鹿皮出售至日本，从日本运出铜片和废币至越南，再从越南采买生丝；比如从南洋采买特产运至广东，再从广东采买生丝、瓷器和茶叶运至日本，得到的铜片和黄金再运到中国大陆利用汇率差套取白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几乎不需要他们从欧洲运什么金银过来，就能很轻松地拿到很多远东货物，再送回欧洲发卖。这从台湾商站在刨除生丝、茶叶、瓷器的采购费用后，仍然能够为巴达维亚方面贡献超过30%的利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中国近海最成功的商人，没有之一。

当然了，荷兰人这么成功，除了自身的精明和努力之外，东岸人的帮助也功不可没。首先是东岸人利用自己在大陆的影响力（或者说面子），在东南沿海一带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使得荷兰商船能够自由前来宁波进行贸易；其次，他们在大陆其他地区还没能稳定提供茶叶、瓷器和生丝的情况下，就利用宁波府得天独厚的条件，稳定为荷兰人提供茶叶、生丝这两个大宗商品，在为自己开辟了财源的同时，也给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大财的机会；再次，东岸人还从山东出口特级面粉和葡萄酒（东印度群岛的白人食用），从黑水出口各类鲸鱼制品和高级毛皮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同样为他们增添了大量的利润。

所以说，在远东洋面上，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东岸人暗地里有许多龌龊，但大体上的利益还是一致的，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得还算不错，这从荷兰人一直很爽快地帮东岸在南洋张罗粮食就能看得出来。

不过这次东岸共和国在南非悍然出兵，迅速占领了荷兰人的开普敦殖民地，一下子让远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上上下下很多人“凌乱”了，他们下意识地觉得该反击回去，但同时理智又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损失可能会更大，所以一下子傻在了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偏偏阿姆斯特丹方面的十七人委员会这次也“反应迟钝”，没有及时下达最新的命令给巴达维亚方面，使得他们更是不敢擅自行动了。

而东岸人最初在得知消息时也吓了一跳。尤其是南方开拓队与台湾银行，前者开始检查各沿海县份的防御设施及民兵体系，后者都开始将存放在热兰遮港内的一些商品和货款紧急运走了，当时海军第三舰队鄂霍次克海分舰队还调了三艘“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过去帮忙搬运，主要是一些粮食、蔗糖、香料和硫磺。

结果后来，台湾银行方面发现荷兰人的“内心毫无波动”，压根没有要怼回去的意思，这才发现自己可能有些紧张过度了。于是总经理邵树德在再三确认无碍后，又派自己的心腹、韩家兄弟中的老大韩金去热兰遮城探查了一番，确认无误，终于下令公司旗下船只重新开启贸易，两艘紧急从他处调来的“星”级轻巡洋舰也在晃了一圈后又返回了杭州湾一带，因为那边显然更需要它们。

不过，战争的警报虽然解除了，但无论是东岸方还是荷兰方，其实心里一直都有着怀疑，怀疑不定哪天战争就会爆发，因此这便是亨德尔曼在胶州港遭遇到那些奇奇怪怪目光的最根本原因。

亨德尔曼在热兰遮城堡内没有自己的居所，不过他与台湾商站站长雨果·罗尔的关系还算不错，因此这些天他一直住在罗尔的家里，一座闷热到极致的石头别墅，且为了军事防御而建造得较为封闭，使得人住在里面很不舒服。

这时正是下午时分，雨果·罗尔带着一队雇佣兵前往附近的土人聚居地征税去了，百无聊赖的亨德尔曼也走出了别墅，带了两个傻头傻脑的马来士兵，出了外人无法随便出入的核心城区，到附近的街面上逛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