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年12月15日，南智利中央谷地。

阴雨连绵的天气已经持续一阵子了，徐向东回首望了望界河那已经有些浑浊的河水——连日阴雨，水位暴涨，河水中的泥沙含量也大大增加——然后拨转马头，继续朝前方走去。作为新上任的南智利地区警备司令，徐向东少校今天决定秘密渡河前往界河北岸，为的是调查一下当地的地理环境，顺便普查一下人口数据。

是的，你没听错，徐向东少校此番带了几名国家情报总局的探员，打算对在界河北岸一带“违规垦殖”的东岸民众进行一番调查，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儿垦殖，以便后面在制定政策时做到有的放矢。

“这个村是由流放犯人们建立起来的垦荒村落，同时也是我们在河对岸最先建立起来的村落之一。为此，这些流放犯人还跟当地的土著阿劳坎人狠狠地干过一架呢，然后才在当地站稳脚跟。哦，对了，这里的西班牙人很少，而且多向北迁移走了，也许是害怕印第安人，也许是害怕我们，谁知道呢。”一名年长的老士官一边在前头带路，一边絮絮叨叨地说道：“村子共有居民72人，其中53人是男性、19人是女性。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约只有一半的人是有田地的从业主，剩下的一半人没有田地，为从业主打工。嗯，虽然周围的土地非常广袤，但每个从业主只能摊得不到十亩的土地，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再争取到足够的土地了，至少目前是如此。”

说话的老士官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流放犯人之一。至于他犯事的缘由，据说是在操练新兵时过于严苛，用军棍失手打死了一名新兵，因此被判处徒刑。老士官当时选择流放服役，因为这可以一年抵一年半刑期，而且他的家人也随他一起搬到了流放地居住，这也是符合政策的，前提是自愿。

老士官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也许是常年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的关系，他看起来非常苍老，两鬓的白发非常明显，但同时手上的力气也大得惊人，能够将有些受惊的马儿给拉住并安抚下来，也是本事了。

“村里还有一位老兵，他过失杀人，被判了——好吧，其实我也不清楚他的刑期了，恐怕他自己都忘了。喏，就是那个穿着旧军服站在山坡上放羊的那个，同时也负责瞭望敌情。他的身手非常好，拼起刺刀来年轻人都打不过他，据说当年北征巴西时对敌人进行夜间白刃突击，他格杀了三个人。可惜啊，最后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因为双方在宅基地的范围上产生了争执。”老士官指了指山坡，用有些唏嘘的语气说道。

徐向东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矮壮敦实的身影在山坡上走来走去，一副虎虎生威的样子。他身上的军服早已洗得发白，只能依稀看到一点当年的蓝色，徐向东心里琢磨着，等自己回去后，是不是给他赦免一下，让他能够恢复正常人的身份，反正他的家人也都已经搬过来了，看样子应该不会再返回东岸大草原了。

“村子里有两个砖窑工、一个粉刷匠、一个木匠，干什么事情都非常艰难。”老士官领着徐向东等人穿过了村头的一座木质瞭望哨——他们没打算在村子里逗留，只留了一人在这里统计人口和经济状况——然后继续向北，嘴里还在不住地为村子争取一些援助，虽然这看起来可能性极低。

向北走了十多公里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坐落于兰科湖畔的小村庄。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路边到处是野花和绿草，蝴蝶在其中飞来飞去；湖水在微风的吹拂下泛起朵朵浪花，拍打到岸边后又慵慵懒懒地退了回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青草的香气，偶尔也夹杂着一些腐烂的水藻味，提醒着大家这里是湖区。

湖面上此时有一艘破破烂烂的小木船在漂浮着，船上看起来一老一少两个人正在撒网，也不知道能不能捕到鱼，希望他们运气不错吧。湖面上此时也有一些苦役犯正拖着步子行走在没过膝盖的深水里，身后拖曳着一根用绳子绑住的圆木，大概是运到附近的一个小型木材厂去加工了吧——木材厂不出意外的话是本土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创办的，他们盯着西班牙人查封的压力，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林场，披荆斩棘之下建起了这些家当。

这个村子的村长与老士官相识，在村子里养蜂、放羊、种地，是一个富户。他娶了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为妻——她同样是一个流放犯人——两人一起劳作，倒也攒下了不少家当。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妻子曾经还是一位波兰小贵族的后裔呢（事实上波兰约20%的人口是所谓的贵族，忒不值钱），这是村长一直在众人面前吹嘘的事情。

村子共有46人，其中女人17人，26人是有地的从业主。老士官向徐向东介绍道，这里的人都是踏实肯干的“好人”（问题是好人能被流放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嘛……），他们种地、他们放牧、他们捕鱼，同时也与恶劣的环境战斗。西班牙人装作没看见他们，印第安人被驱赶得亡命奔逃，他们都是好样的，在为国家开疆拓土。

徐向东带人对他的前半句话不敢苟同，但对后半句话却没什么太大的异议。因为就他观察而来，这个村子的居民开辟了不少田地，同时也养殖了一些牲畜，这从村子内随处可见的草垛就能看得出来。

村子里还养了几条狗，有十余枝陆军淘汰下来的旧火枪，许多刺刀、长矛之类的器械，由一些孔武有力、身体强健的村民们保管，随时防备印第安人的来袭。毕竟，他们是占了人家的土地、草场、林场和渔场，有所冲突在所难免，大家也都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