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云澜订婚(1 / 2)

铁幕降临 仲夏雷暴夜 1615 字 2022-10-03

安澜文化广场位于安澜河的南岸,它的东面是建设中的体育场和俱乐部,南边是建设中的图书馆、大礼堂。

广场西边是临时用竹筋混凝土搭建起来的几排三层小楼。这几排小楼房就是安澜城行政区的所在。像礼部、兵部、工部、户部等机关部门已经分别占据了其中一幢小楼。林德嘉的基建工程团因为任务性质的重要性,也占据了其中的一幢。

上午,在礼部的一间大房间内,白宝湘、毛辟、云澜,还有黄式三、缪步瀛、黄以周、胡夤等人一同围坐在会议桌前,每人手里一本新鲜油印出来的《华夏仪礼.士婚礼》初稿。

《华夏仪礼.士婚礼》毕竟是礼部政研室的一帮现代人杜撰出的,能不能被这个时代的士绅商民接受、遵循,谁也没底,白宝湘特地请来黄式三、缪步瀛等人,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华夏仪礼.士婚礼》主要是以先秦时期的《仪礼.士昏礼》为蓝本,参照《朱子家礼》进行了一番加工修改。主要是删繁就简,尽量使繁缛的仪式、程式能符合工业时代的生活节奏与心理习惯。

任雪峰向大家解释,周制婚礼,承启上古至夏商,集成于礼乐开国的西周,发扬于君子风范的春秋战国,稳定于华夏诸族最终形成汉民族的时候,在漫漫三千年里始终为华夏婚礼之蓝本。所以,我《华夏仪礼》主要以周礼为参照对象。

先秦时期的婚礼还叫做昏礼。没有奢侈的聘礼,没有铺张的排场,也没有喧闹的筵席。昏礼重的是夫妇之义与结发之恩,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可以喧闹嘈杂的事。那时候的昏礼简朴干净,没有后世繁缛的挑盖头、闹洞房这类繁杂的玩意儿,夫妻“共牢而食,合卺而酳”,而后携手入洞房。次日拜见舅姑,三月后告见家庙,从此,新妇正式融入夫家家族。

商周时期的昏服也不是现在的大红一片,而是端庄的玄色礼服(玄色,黑中扬红的颜色,按照五行思想,是像征著天的、最神圣的色彩)。整个仪式宁静安详,但安静细致的仪式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黄昏中开始的那个安静优美的仪式,映照出一个久违的文明气息——那是纯正、优美而伟大的华夏文明,直指人心。

黄式三、缪步瀛等人听了连连点头,赞同婚礼应该恢复先秦时期的庄严甚至是神圣,绝少闹乐与昵戏的成分。

政研室搞的《仪礼.士婚礼》,把整个婚礼过程分成议婚、订婚、登记、结婚,四个环节。

“按照《朱子家礼》,我们把‘议婚’列为第一个环节。”

任雪峰抬头解释道,在工业化时代,机器大生产将是成百上千人一起共同劳动,女性也将进入到社会大生产之中。这样将大大增加男女相互接触认识的几率。但不敢怎样,男女双方有了好感,必须通过媒人,征求双方父母亲的同意之后,才能进入到第二个环节,“订婚”。

“这里我们进行了很大改变,把纳采、纳币的程序纳入到订婚环节之中,这样更加合乎工业时代的生活节奏。”

任雪峰解释,纵观《仪礼》,古人一向是重礼仪轻财物,物质只是作为行礼的媒介,表达感情而已。所以,《华夏仪礼》遵循先贤的本意,本着敬慎重正,简朴无华,重视孝道的原则,订婚时,纳采只需要以雁为贽,纳币只需送上两张鹿皮和一束帛。结婚时,奠雁礼也只是一只大雁为贽。

先秦时期,士大夫阶层所执的见面礼,即称“贽”或“挚”。汉时,币即是鹿皮。

“第三个环节就是登记。夫妻需要在迎娶的前几天,两人同时到政府民政机关办理登记手续,获得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

“这不合礼法!”黄式三等人相当惊讶,明清理学盛行,士绅家庭的女子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不是工业社会的做派。工业社会需求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环节。”

说到这里,任雪峰微微一笑,“‘三书’是过去保障婚姻的有效文书,现在朝廷就承认一书。只有去政府机构登记,获得结婚证书,才是朝廷认可的合法婚姻。没有登记的只能当做事实婚姻。”

黄式三等人立即追问,如果不去登记,那将会有什么后果。

“没有登记的婚姻,只能作为事实婚姻,享受不到法律的全面保护。”

任雪峰解释道,华夏政府将建设成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政府一样样都需要关心。所以百姓户籍登记必须十分精准,有任何变动都必须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府机关报告,结婚需要登记,生子必须登记,去世则需要去注销登记。

“第四个环节就是结婚。新郎带着迎书,迎娶新娘过门,‘醛子礼’与‘奠雁礼’包含在其中。”

黄式三等人一边翻阅手中的初稿,一边听任雪峰介绍。他们深深感觉到,这为工业时代制定的《华夏仪礼》,与以往的相比变化确实很大。

黄式三、缪步瀛都不是迂夫子,他们非常明白,鼎革之际的确需要新的仪礼,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仪礼。不过这个工业新时代他们还不甚了解,所以也不乱说,不过手中的《华夏仪礼》确是简单易行,又合乎周礼的精髓实质。

大家都表示没什么意见,可以让人实践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下午,云澜等人只管在二沙湾炮台召开执委会,订婚仪式全交给了礼部政研室的一帮人负责张罗。

执委会听取钱水廷、王铁锤、林有德的工作汇报。会上决定于12月11日召开台湾工作会议,召集在台湾的干部,审议通过党政编制体制方案,研究布置1855年(共和历2696年)台湾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