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在京中舆论场关于“扬州爱情故事”而减弱时。一则新的消息重新激起舆论场的兴趣、高-潮。

遵化县令汪伟毅在论道报上投稿，点名怒骂张昭唆使魏国公徐俌上书改革江南卫所，实则为架空兵部，实乃国之蠹虫，理当万人唾骂，以正官场风气。

实话说，官员指名道姓的骂新秦伯张昭，这在京师的舆论场实在很难有任何的作用。

大明朝的御史们早就在这么干。他们不是在报纸上骂，而是直接上书弹劾。

大明的御史就是这么尿性。谁当红就骂谁？日后的万历张相公执政时，一样有御史骂他！

这不能仅仅用御史们有业绩压力来解释，更多的是一种“叛逆”的文人精神。

说的好听点叫做“不盲从”，“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精神”，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文人相轻，眼红，博名声”。

这件事的“爆点”在哪里？在于遵化县令汪正堂在北直隶官场，公认的是张昭的人！

弘治十五年，张昭整合蓟镇军，连带着把遵化县的韩家给里清理。汪知县就是那时和张昭认识，因祸得福，反而因办事能力不错，得到张昭的欣赏。

早就有传闻，汪大令可能会在任期满之后，前往辽东任职。也就是张昭的岳父王承裕手下干活。这种两榜进士出身的官员，在张昭这个体系内其实很受重视的，要靠他们“卡位”啊！

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背叛”张昭，这难道不应该让人感兴趣吗？

京师的报纸迅速的动起来。刊登各种文章，挖掘各种内幕。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此事，很轻松的又把“热度”接过去。

初十的下午，刘大夏刚进宫面圣，向弘治皇帝汇报前段处理灾民的结果。

弘治皇帝和刘大夏都很默契的没有去谈论张昭这个话题，只是正常的君臣交流。弘治皇帝要倚重刘大夏办理政务。而刘大夏也知道天子会偏袒张昭。

他刚回兵部，手下的郎官，左膀右臂之一，兵部武选司郎中伍庸进来进言，“老大人，如今舆论态势又起变化。但变中有机，可以往枢密院和兵部职权重叠的方向引导，为兵部争权啊！”

刘大夏虽说是名臣做派，不搞结党营私那一套，但是总有几个“体己人”。

兵部武选司郎中伍庸进此时已经向刘大夏靠拢，成为其信任的郎官。他和张昭认识的那点交情自然是丢掉。

刘大夏琢磨了一下，道：“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伍庸道：“老大人，枢密院在收权，如今把江南卫所改革，兵部职权基本丧失，难道我兵部同仁不该问一问：要兵部何用？值此之时，庙堂、士林之中有识之士正对张昭反感，八成还有机会。”

“有识之士”对张昭有恶感，原因自然是因为张昭准备动“生员”的特权，这岂能不让读书人中的精英反感他？

刘大夏微微点头，指示道：“此事你去办。”

兵部的职权，不能在他手上没有。虽然军事他是不管的，但他终究是要争一争。

伍庸领命而去。

第二天，就有兵部员外郎在报纸上发文，要求朝廷厘清兵部的职权。一点权力都不给，那要兵部做什么？

用词非常犀利，大有哀兵之势。

舆论风潮再略微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奔驰五日的钱宁快马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