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知道许望秋很厉害，电影拍得非常好，能写剧本，深受王岚西的信任，但在他眼中许望秋终究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刚刚走出社会，没有太多的管理经验，他对公司让许望秋来搞改革并不是特别看好。

听到许望秋的话，杨柳青发现自己小看许望秋了，他推出的这个措施绝对是有的放矢，非常高明。不过他想不明白，即使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领导也必能够拿出这样的措施来，许望秋不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是如何想到这些的？

许望秋见杨柳青满脸惊诧的看着自己，微笑着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杨柳青回过神来，心想难怪王岚西这么信任他，胡建也对他赞口不绝，真的是个厉害人物啊！他笑了笑，道：“许主任的想法非常好，但八个组就八个导演，是不是太少了？还有每部电影都需要分析观众人群和卖点，这个难度是不是太大？”

许望秋轻松地道：“这个八个创作组是核心小组，拍重点影片，主要是拍商业大制作的，各方面资源是最好的。其他导演属于创作室，他们主要拍中小成本的电影，在选题上会更灵活，甚至可以搞艺术片，毕竟艺术片搞好了，也是可以卖钱的。但不管哪种类型，详细的分析报告都必不可少。至于搞分析报告是不是太难，我认为不管难不难，都必须搞。我们要为国家赚钱，如果我们连观众喜欢什么，连观众爱看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定拍不出受观众欢迎的电影，那我们就没法向国家交待。”

好莱坞的绿灯系统是好莱坞商业大片畅销世界的基石，但并不是说绿灯系统完美无缺。绿灯系统在保证好莱坞大片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好莱坞大公司在创作上日驱僵化和保守。到了2000年之后，好莱坞最爱干的就是翻拍经典、制作系列电影或者续集成为好莱坞创作的主流，因为拍这些电影是最保险的。很多非常优秀的优秀的项目，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无法通过绿灯系统，只能束之高阁。

电影《百万美元宝贝》是独立电影，制片人鲁迪摩根邀请到伊斯特伍德导演和主演，又有斯旺克任女主角，弗里曼任男配角。三位明星都是奥斯卡提过名、获过奖的大演员，伊斯特伍德还是奥斯卡获奖导演，这是相当有分量的项目。但鲁迪摩根制片带着这个项目找好莱坞大公司，得到的反馈是影片结局太悲惨，这样的电影没市场，必须得改剧本，改结尾。鲁迪摩根强调：这片子将由伊斯特伍德导演、主演，斯旺克任女主角，弗里曼任男配角。但还是没用，好莱坞几家大公司都不愿意投资。鲁迪摩根只能到欧洲融资，最后才有这部票房和奖项双丰收的电影。

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也清楚自己是非常僵化和保守的，为了避免错失《百万美元宝贝》这样的优秀影片，同时也为了给更多的新人机会，为公司提供新鲜血液。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都成立了搞独立电影的子公司，比如福克斯有探照灯，索尼有索尼经典，环球有焦点影业。

出口公司搞绿灯系统也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创作上会逐渐僵化。为了避免错失好电影，同时也为了培养新人，给公司造血，让公司充满活力，在八个创作组之外，许望秋定保留创作室，给创作室更多创作上的自由。

杨柳青小心提醒道：“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味迎合市场，会不会太资本主义了？”

许望秋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跟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往政治上扯，那我们在政治上也没问题。我们都知道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致胜法宝之一。太祖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经指出，艺术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现在电影圈弥漫着一股精英思维或者精英主义，他们的想法是老子是艺术家，老子说什么，老子做什么，跟其他人无关。如果电影拍出来，观众不买账，他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而认为是观众垃圾，是观众水平低。

我觉得这种思维是跟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背道而驰的，是屁股坐歪了。美国是资本主义没错，可人家的电影都在走群众路线；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走群众路线，不深入群众，去了解群众的喜好呢？”

杨柳青被许望秋驳得哑口无言，半晌才道：“了解国内观众的情况这个不难，可是我们的电影要出口啊，我们又如何去了解海外观众的口吻呢？”

许望秋不以为意地道：“我们公司担负着电影出口，为国家赚外汇的责任，但我们的收入主要还是靠国内市场，满足国内观众的需求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当然海外也要兼顾。海外市场主要是满足华人的需要，主要是针对香江、新加坡等地方，这也是满足国家统战的需要。我是这么想的，先让我们公司的导演和编剧到国内电影院去做一个月的市场调查，然后派他们到香江的电影院做一个的市场调查，回来之后，让他们到北电去拉好莱坞每年票房前十名的电影，拉四个月的片子。等这些工作完成后，再来谈创作的事。”

杨柳青知道在许望秋上任之前很多人就担心，许望秋来了之后日子会很难过，现在看来一切正在变成现实，艺术中心的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松舒服的过日子了，他感觉这个改革有点太激进，提醒道：“你这个政策一出台，肯定是骂声一片！毕竟导演和编剧大多自视甚高，以艺术家自居的，就算他们去，可能也会消极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