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导演不管是夏布洛尔、波兰斯基，还是特吕弗，以及贝托鲁奇，都是游走在商业和艺术两界的导演，而且都大师级的。但把握商业和艺术平衡的度，对他们来说依然十分困难。就像许望秋说的那样，这东西不像科学，是没有标准的。要想拍出一部真正兼具商业和艺术的优秀作品是极其困难的。

特吕弗摇摇头道：“我在出演《第三类接触》的时候，跟斯皮尔伯格交流过这个问题。他给我讲了一件事，科波拉的《教父》被认为是一部兼具商业和艺术的杰出作品。米高梅主席柯克-克科里安就问科波拉，你是怎么做到的，要如何才能拍出艺术和商业双赢的电影。科波拉的回复特别简单，靠赌博。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商业和艺术的平衡只能靠赌。”

波兰斯基一直在商业和艺术之中游走，是在场导演商业和艺术平衡做得最好的，他对此的看法是：“不要说商业和艺术的平衡是赌博，拍电影本身都是一场赌博。我始终认为电影应该是给观众拍的，但观众是会变得，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观众口味也不同，要把握住非常困难。我的《水中刀》拍出来后，在波兰是恶评如潮，但在美国却被誉为艺术品。

要平衡商业和艺术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拍类型片，在拍类型片的同时要敢于打破类型片的条条框框，在类型片的基础上突破。我在拍《唐人街》的时候，剧本最初是的结局是坏人死好人活下来，但我觉得太俗套，据理力争，说服了编剧，才有了现在的结局。受害者的伊芙琳在开车试图带着女儿逃跑时后脑勺被警察的乱枪打穿，杰克只能无助地站在一边看着克洛斯带走他不停尖叫的女儿兼外孙女。这一结局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电影史上不可复制的时刻之一。”

夏布洛尔非常认同波兰斯基的观点：“用作者手法拍类型片的好处特别明显，就算电影的艺术性不高，由于有类型片这个框架在，电影不会走得太偏，底子还在。就算在艺术上不太成功，但至少在商业上不会太失败。”

贝托鲁奇的观点则完全相反：“我觉得在艺术片中注入商业元素更好。我的《同流者》和《巴黎最后的探戈》都是在艺术片中注入商业元素，电影本身是有一点反故事的，但依然取得了成功。我认为对于创作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表达。我希望把我感受到的生活，以电影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电影中加入商业元素，能够更好的将观众带入电影中，从而让他们真正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

特吕弗是新浪潮的主将，虽然现在他现在转向商业，但本质上还是作者导演。在他看来电影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表达。他现在的创作就是把商业电影的手法融入艺术创作中，这样既能表现自身又能与观众达成交流，从而达到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把票投给了贝托鲁奇。

许望秋觉得这两种观点或者说做法都是对的，这二者在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路线的不同。不过他更倾向于波兰斯基的观点，觉得应该用作者电影的手法来拍类型片。从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来看，现在整个电影界最需要的是能够拍类型片的导演。

许望秋听他们讨论了一阵，开口道：“波兰斯基先生，你们更擅长在类型片，喜欢在类型片中突破；特吕弗先生你们更喜欢个人表达，希望在电影中注入商业元素。为什么大家不换一下呢？下一部电影，波兰斯基先生，你们拍自我表达的电影；而特吕弗先生，你们则尝试类型片，在类型片中尝试加入商业元素。也许换一种方式来拍，能够跳出原来的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从而在艺术上取得新的突破。”

在场众导演听到这话突然眼前一亮，觉得这个建议有意思。

特吕弗笑容满面地道：“这个想法好极了。雷诺阿有句名言，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对处/女作的模仿和改良。这个观点当然有些偏颇，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创作模式化。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熟悉或者舒服的方式来拍电影，但这样一来，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就被限制住了。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来，也许能发现很多不同的东西。”

贝托鲁奇哈哈笑道：“这个想法真的很有趣，那我下一部电影就拍类型片。”

波兰斯基笑着道：“那我接下来就拍一部在自我表达中注入商业元素的艺术片。”

夏布洛尔打量着许望秋，笑吟吟地道：“难怪你在《锄奸》和《猎鹰》中能够有那么的创新和突破，果然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许望秋谦虚地道：“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这时特吕弗站了起来：“我还有一个建议，既然大家都要换一种方式来拍电影，那为什么大家不拍同一个题材呢？等电影拍完，让沙龙成员投票，选出一部最佳影片来。赢家嘛！”他想了想，笑道：“请我们大家喝一杯。”

众人闻言不禁齐声叫好，都觉得特吕弗的这个建议非常有趣。

特吕弗的提议让许望秋想起了《爱神》、《巴黎，我爱你》，这两部电影都是由几个导演拍摄的短片构成。他建议道：“既然要比，电影题材应该是大家都不擅长，甚至是没有拍过的，不然对其他人不公平。比如贝托鲁奇先生是共产党员，他的电影总是离不开革命和变革，那我们肯定不能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