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十多天里，许望秋一直记挂着婉容故居的事。等到腊月二十五，他回到蓉城后，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直接背着包到秀影厂找许望川。

刚到劳动服务公司破败的办公室门口，许望秋就听到许望川在办公室里像狮子般咆哮，感觉简直像要吃人似的。他侧耳听了听，没听出个所以然来，便迈步走进去。

房间里除了许望川还有四个人，有男有女，都是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许望川正指着那四个员工破口大骂，而那四个员工都低头不语，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许望秋心想几个月不见，大哥气场见涨啊，都有老板派头了，笑着调侃道：“许老板，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到底出什么事了？”

许望川看到许望秋进来，阴云密布的脸瞬间变成阳光灿烂，惊喜地道：“望秋，你回来了！”他见许望秋手里还提着行李，知道他还没有回家，就道：“你吃饭没有？要是没吃饭的话，我们进城去吃。”

“在火车上吃了盒饭的，现在不饿。”许望秋看了看那四个挨训的员工，好奇地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感觉你好像气得够呛。”

许望川挥挥手把四个员工赶走，把办公室们关上，随后把事情经过讲了出来。

劳动服务公司组织“走进新时代”音乐会在全国巡回演出，反响特别好，赚了很多钱。许望川觉得大家辛苦了一年，应该发点过年钱，让大家好好过个年，就给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每人发了200块。许望秋曾经对他说过，承包之后不要太张扬，否则会引发“红眼病”。许望川在发奖金的时候也叮嘱劳动服务公司的人不要张扬，悄悄把钱拿回去就行。

秀影厂工作人员平均工资差不多在50块左右，200块相当于四个月工资。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拿到了200元的奖金自然笑得合不拢嘴，很多人把许望川的话抛到了脑后，在厂里嘚瑟。秀影厂职工一听劳动服务公司发了200块，而自己一分没有，顿时炸锅了。

劳动服务公司属于是秀影厂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搞的，属于厂办大集体，跟秀影厂的正式职工是没法比的。但现在现在劳动服务公司发了200块的奖金，而自己一分钱奖金没有，秀影厂职工自然难以接受，不少人找到厂领导要求发奖金，甚至有人给厂纪委，以及省文化厅写信，说劳动服务公司搞腐败，有严重经济问题。

秀影厂领导对此特别奈，去年秀影厂的利润只有几十万，但今年由于中影公司开始按拷贝对电影进行结算，秀影厂上交国家后的利润留成有500多万。按道理而言，厂里今年赚了这么多钱，应该给大家发点钱，让大家过个好年，但秀影厂没有发奖金的权利。

现在国企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按计划来的，单位没有资格发奖金。要等到八十年代初，国家在企业中逐步推行利改税，才允许企业实行包括奖金在内的浮动工资制。电影厂推行奖金制应该是在1984年，也就是说要等到1984年，秀影厂才有资格发奖金。现在就算秀影厂在有钱，也不能发奖金，因为这是国家的钱，不允许乱发。

劳动服务公司不属于国企，是秀影厂下属的集体企业，现在又被许望川他们承包，发不发奖金，发多少奖金，国家不会干涉。劳动服务公司发奖金完全是合法，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劳动服务公司发了奖金，如果秀影厂不发的话，秀影厂职工自然不干，肯定会继续闹。秀影厂最终决定从30万承包费里拿一部分出来，按照工资等级，给厂全体职工都发放奖金。

按道理来说，这事应该到此为止，大家都拿到了奖金，应该是皆大欢喜才对。许望川万万没想到在发完奖金后告状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他拿告状的人没办法，也不知道是谁告的状，唯一能做的就把几个拿到奖金后到厂里显摆的员工叫到办公室臭骂。

讲完事情的经过，许望川满脸郁闷地道：“我们承包劳动服务公司后，他们有奖金拿，结果这些人非但不感谢我们，反而写告状信告我们，你说这叫怎么事啊！现在我彻底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给劳动服务公司的人开高工资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发高工资，恐怕告状信早就寄到省里了。”

许望秋知道这样的事太正常，不要说普通企业，就连中科院的科学家都不能免俗。1980年中科院科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访问，被硅谷科技企业的蓬勃生命力所震惊。回国之后，他向上级建议中国应该搞自己的硅谷。随后，他跟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搞了个服务部。在创业第一年，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于是陈春先给大家每人每月发了15元奖金，并规定每人每月有7元的津贴。这事在中科院里溅起轩然大波，告状信如雪片般飞向上级部门。

中科院的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单位自然不用说，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这种人。他们看到别人比自己会赚钱，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心里就不舒服，就开始在背后说人坏话，向领导打小报告，甚至是无中生有，不把你搞臭搞倒，他就不肯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