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一群痛哭流涕，痛彻心扉之豪酋。刘备不由心生慨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刘备常言，活在当下。

又说“百闻不如一见”。道听途说，终不可信。

少复祖爵，刘备名声在外。时少年得志，欲大刀阔斧，做一番惊天动地，惠及万民的大事来。有感于幼时宗祠大考。楼桑刘氏虽子嗣众多，却代代只能甄选四人，习文识字。便是如此精挑细选，还被某个不知名大儒，拒之门外。只愿收为著录弟子。

故而复爵后，刘备首当其冲，便要大兴儒学。

造纸术，印刷术，二大神技，皆排在首位。

然待深思。刘备扪心自问：印什么？

答案呼之欲出：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莫过如此。

于是便准备，着手施为。命耿雍网罗海量儒家经典后，刘备却发现。同样是一部《尚书》。版本竟五花八门，不一而同。缺、漏、错、别，不一而足。话说，刘备家学渊源，恩师亦精于《尚书章句》。奈何所学，亦有出入。

后又悉知，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

且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将各家不同注解，列于经文之后）。

“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史称：《熹平石经》。

换言之，自熹平四年（175年）首刻，至光和六年（183年）碑成。《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天下才有了统一的法定版本。

究其原因。正因流传版本太多。甚至，皇家藏书范本：“兰台漆书”，亦遭内外勾结，而被人篡改。鉴于此，蔡邕等人才上疏，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得先帝许。

即便如此。待光和六年，版本已定。因何刘备不加紧印刷，传于后世？

蓟王亦如此想。然，又起分歧。

如何注解？

若类比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

且问：以何“家本为主”？

后世观古文，注解常见三人：蔡邕、郑玄、颜师古。时下为各类经文注解之大儒，多如过江之鲫。恩师卢植，四少师崔寔、刘宠、陈寔，皆有注解。几人皆是经学大家。便是所谓“一家之言”。各有“家本”。

用谁不用谁。

术业有专攻。谁人最擅长，便用谁。

如此，便以蔡邕为例。

或有人言，时蔡邕携藏书百车来投。蓟王为何只收录于藏书阁，却不大肆刊印。

只因刘备所见，蔡邕劝阻护乌桓校尉夏育讨伐鲜卑时，疏中有此句：“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详见：《临乡·1.34 内忧外患》。另，此章特意译成白话）。”

此种**，便是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

然刘备却以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非但与刘备认知相悖。亦与大汉国策相悖。终汉一朝，蛮人北上，胡人南下，羌人东归。充而化之：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日月所照，皆为汉民。

于是，郭奉孝言：“再有四百年，无分华夷。四海升平，光融天下。郭嘉窃以为，若我大汉做不到，再无人能做到（详见：《四海· 1.146 大而化之》）。”

故蔡邕藏书虽多，蓟王不用。

煌煌天汉，王者之心。必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