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推行的都是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政策，媚上妒下，排斥异己，许多人都获罪而去，朝政越发的混乱。

张至发之前的阁臣相继离去，才得以升为首位，成为阁老。

如此并非是皇帝对他情有独钟，而是政坛一向有所谓的“传衣钵”的传统。

类似师徒传承的意思。

一切按照上一任既定方针办，张至发继承温体仁的衣钵，是在意料之中的。

他作为温体仁的亲信，没什么自己的政见，只是在那个配合温体仁。

当温体仁遭到弹劾，他便挺身而出辩护，但是张至发本人奸佞无才，才智机变根本就比不上温体仁。

当然导致张至发的下台是因为猪队友。

吏部尚书田惟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被揭发。

张至发看到此疏，立即密抄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预先作好准备。

不料田惟嘉弄巧成拙，不待皇帝把杨士聪奏疏批转内阁，他就迫不及待，上疏辩解，一下露出了马脚。

对于奏疏极为细心的崇祯立马就看出内阁与吏部串通作弊的蛛丝马迹，下旨要田惟嘉举实回奏，不许掩饰。

崇祯查明情况后，不仅罢了田惟嘉的官，还由此迁怒于张至发。

张至发的下台并非仅仅因为此事，据大理寺副曹荃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接受贿赂的种种丑闻，无不牵连到张至发。

张至发接连不断上疏为自己和黄应恩申辩，崇祯仍把黄应恩下狱论处。

至此张至发已觉察到皇上对他失去信任，便自我解嘲地三次上疏辞职，崇祯顺水推舟予以照准。

尽管张至发的辞职奏疏上没有只字提及身体有何不适，崇祯却批准他“回籍调理”，以一种体面方式患政治病罢了他的官。

这一政坛逸闻一时传为谈笑，多讽刺张至发是“遵旨患病”。

张至发任内阁首辅不到一年，代之而起的首辅孔贞运，柄政不过两个月就被刘宇亮取而代之。

刘宇亮因自请督师失职，也被罢免，代之而起的是薛国观。

崇祯是把薛国观当成温体仁的影子来对待的，薛国观果然没有辜负温体仁的期待，力奉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政策。

薛国观虽然是温体仁的影子，但才智操守远不及温体仁，崇祯对他由信任备至渐渐产生怀疑，发觉其奸诈。

崇祯接见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薛国观推卸责任，把廉政的责任统统推到厂卫身上，假如厂卫监督得力，朝臣怎敢如此？

在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汗流浃背，对他在陛下面前如此挑唆恨之人骨，于是专门侦察他的阴私秽事。

薛国观本极贪鄙，要查其秽事易如反掌。

这些秽事经由东厂太监王化民之口，传到了崇祯的耳朵，由此崇祯对薛国观的宠意渐移。

这时又有一事激怒了崇祯，由于财政人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

他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非皇上独断不可。

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神宗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郎现今皇帝曾祖母的侄孙)这一关能打开，其他皇亲国戚便不难就范。

于是薛国观拟旨向武清侯李国瑞家“借”四十万两银子，李氏迫于形式，故意装穷。

拆毁自家房屋，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得满城风雨。

崇祯大怒，下旨削夺李国瑞的侯爵，年迈的李国瑞惶惶然惊季而死。

有关衙门仍追银子不停，弄得皇亲国戚人人自危，放出谣言。

孝定太后已经成为菩萨，在天上指责皇帝刻薄外戚，诸皇子行将天折，已降神于皇五子。

如此精准的谣言蹊跷得很，不等他细查，崇祯最宠爱的皇五子慈焕果然死去。

至于是不是被人搞死的，厂卫皆是查不出来。

大明皇帝对于皇宫的掌控越发的孱弱，不说自己的性命，连儿子的性命都保不住。

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崇祯追悔莫及，他立即追封李国瑞的七岁儿子存善为武清侯，悉数退还李家上缴的金银。

崇祯因此怀恨薛国观，只是不便发作。

但薛国观把柄终于被他抓住了。

行人司官员吴昌时适逢考选，唯恐薛国观从中阻抑，通过其门人打通关节，薛国观假意敷衍，答应“当拟第一”，即得吏科给事中，事后只给了他一个礼部主事。

吴昌时毕竟不是可以随意耍弄的等闲之辈，决意报复，便联络密友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之事。

崇祯令五府九卿科道官审议此桉，掌五军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没有摸清皇上要借此严惩薛国观的心意，竟从轻议处。

请令薛国观致仕或闲住。

崇祯预料科道官必定上疏严纠，但是科道官慑于薛国观是内阁首辅多缄口不言，只有给事中一人上疏，一面批评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一面微诋藐肆妒忌。

这无异于隔靴搔痒。

崇祯大为不满，把奏疏丢到地上，骂道：“成何纠疏!”

但又不得不按照徐允祯、傅永淳的“请令”，前夺薛国观的职务，放归故里。

薛国观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皇帝对他还颇为卷顾，出京是依然--副宰相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

东厂侦知后，当即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迫其招供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事实，牵连傅永淳、蔡奕琛等十一人。

崇祯以为受贿有据，下旨把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

薛国观返京后，自以为必不至于处死，晚上监刑官进门时，他还在酣睡。

看到来人都穿绯衣，才蹶然醒悟，必死无疑。

仓皇间觅小帽不得，取随从奴仆帽戴上，狼狈不堪地接旨。

“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他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只能下意识的叩头，口中已不能出声。

临终时叹了一口气：“吴昌时杀我!”

薛国观便遵旨上吊自尽。

悬梁两日后，崇祯才准许家属收尸。

虽然温体仁不在朝廷，但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一个标签“孤臣”的人，背地里结党的势力绝不是崇祯能想象出来的。

其实温体仁之后，思宗对于内阁辅臣不能为他分优，力挽狂澜，而热中于结党营私，深为不满。

薛国观不识时务，仍旧重蹈覆辙沿袭温体仁主义，亦步亦趋，使政局愈发紊乱，他的死完是咎由自取。

皇帝大可名正言顺的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悬坐他贪赃之罪(罚赃银九千两，没人田地六百亩)，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

故而崇祯思来想去，决定要把被罢官的周延儒重新提拔到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