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警察，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两件，一是抓赌，因为不但赌资全部没收，还可以对参赌之人罚款，办案的警察可以从中分到相当的分额，有时，如果只是两三个警察偶然发现的赌博，在没有上级和领导知道的情况下，收到钱后甚至会全部私吞。

另外一件事则是抓嫖，这个更是来钱，罚款从一千、三千、五千到后来的数万，这个，是根据嫖客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在抓嫖最盛行之时，某县的县委书记在平原嫖时被抓个正着，这个县委书记平时根本没把小警察放在眼中，而是威胁警察立即把他放了，我是某县的县委书记，否则要怎么怎么。

这些警察一听，顿时大笑一阵，大笑后一个警察立即拿起宾馆的电话，就给平原市警察局局长打了过去：“武局长啊，我们抓到一个嫖客，他说他是某某县委书记，还威胁我们把他放了，否则要我们好看，局长啊，你看，我们是放好呢，还是不放好呢？”

当然，还有一类案子他们也喜欢办，就是经济类案子，但他们插手经济类案子的手法很有问题，后来便被检察院系统接手了很多案子过去，譬如反贪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发现？暂时没有。不过，想要人赃俱获，也不是多难。”此时，赵无极正在对费家大院的房子，进行一间一间的分析，最终，让他在后院的一间柴房里发现了问题。

费家的厨房在前院厢房，这后院怎么会拿一间房子来堆柴禾呢？显然，这些柴禾或稻草掩盖着什么秘密。只是，赵无极还不太确定，这柴禾下面是个地窖还是一个地道。

如果是个地窖，下面的空间就应该比较大；而如果是个地道的话，通到外面的距离就不会太远。经过大约一分钟左右的寻找，赵无极在费家大院后的竹林里，发现了三个冬天用以窖藏红薯的土窖。不过，赵无极并不能确定到是地窖还是地道，只有去了费家大院再见机行事了。

费家如此做，其实是有深刻的根源的。

费家祖上，也即费仁富、费仁强爷爷以及上的长辈，都是袍哥出身，属于在社会上捞偏门为生的。到了费仁富爷爷这一辈时，见新华夏势不可挡，及时与袍哥组织脱离了关系，并投身到新政权的怀抱。

当时，费家也颇有资财，但房子并不多，土地就更少了，因此，在土改时随便怎么评成份，最多都只能评个“中农”，村里有人不服气，可上面的政策又是那样规定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以土地财产为主要根据。

而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爷爷费有田则仗着自己见识广、能写能算（读过新学），很快获得了新政府的亲睐，并成了斑竹河村的第一任村长。不过，费有田只当了几年村长就得了重病逝世了，而村长之位很顺利地就落到了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父亲费佳成手上。

费佳成能走到这一步，当然不仅仅是子承父业那么简单，他本人亦在新华夏中挣了很多表现，凡属集体劳动或各类运动时，费佳成都有上佳表现，再加上能说会道，不是他当村长又是谁当村长。

在费有田去世时，就立下了家规：以后，家里的长子留守斑竹河村的基业，其他人则可出外当官或经商。只是，费佳成这一脉生了七个孩子，但五个都是女子，只在老三费仁富和老六费仁强是男丁。于是，在培养方向上就决定了，费仁富留在村里守家业，费仁强出外当官。

十七年前，才五十出头的费佳成就通过关系，将费仁强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虽然是普通干部，但那也是吃皇粮的干部。

费仁强是一个表现欲以及掌握欲都极强的人，在凤山乡，官路一直都比较顺畅，最终也升到了乡党委书记的职位。其实，仔细分析费仁强的为官风格，在农村基层政权里还是颇有市场的。费仁强除了掌控欲比较强外，一般是不会胡乱整人的，只要手下听话，都能给手下一碗饭吃。

他对付赵无极的那些手段，说到底也不叫整他，大会点点名，下来给点重活，这算什么，在哪儿都很正常。费仁强只是想通过这种小伎俩，发泄发泄他对赵德正同志的不满罢了。如果赵无极是个普通人，受几年夹磨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普通干部，要说费仁强会把赵无极给弄得下不来台，费仁强其实还真没那么想过。

费仁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遇到了一个重生者，而且是一个无限妖孽的重生者。随便给凤山乡写个报告，竟然都能通天，引起中央的反响，加上费仁强本身就是一个土老鳖出身，他根本就认识不到赵无极那份报告的价值，即便是李苹这样的大学讲师，也只是觉得里面有些东西比较新奇，比较有意思，才给她父亲李少强寄了一份。

如果费仁强是个识货之人，把那份报告上交给县工业委员会，这个事情也许会发生转机。

费仁强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听到自己要上调县城后，及时地采取措施，这本来是对的。但他却所托非人，如果费仁强亲自出面，与胡菊芳陈说厉害，想来一个女农民也不会做出反抗的事情来，毕竟，她也属于分了钱的人，属于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脱。

当然，费仁强并不知道胡菊芳在中药材厂有那么大的作用，在费仁强看来，这类极其秘密的账目应该由表弟程继先自己保管着，哪知程继先管不住自己的老2把别个的女人给上了，这就惹出了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