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不知道，吾是知道的。”屏风后的向皇后突然，“每年授官的宗室，熙宁八年是四百多，九年五百多，十年就快七百了。这还是少的。枢密的种痘法之后，现在哪年授官不多个八九百？就只有天家单薄。”

向皇后叹着气，

从前几年开始，赵顼就因为子嗣单薄一直在叹气，看到每年添了那么多宗室就烦心，白天黑夜都在念叨。向皇后听得多了，不知不觉也就记下了。

只有做皇帝的总是子嗣单薄，其他宗室比下耗子还厉害。这一点是皇帝的心病。

宗室五岁授官，登名入玉牒中，每年的八九百至少都满五岁。想也知道，零到四岁的宗室幼子，加起来也有四五千了。而且这还只是五服之内的宗室，五服之外，那些宗室不再赐名、授官，现在因为世系尚少，还不算多，但日后只会越来越多，超过能授官的宗室。

韩冈转身直视王安石：“平章当年修宗子法，袒免亲以下不再授官、赐名，究其因，也是宗室过多，国用难以支撑。”

‘祖宗亲尽，亦须祧迁，况于贤辈？’当年一干宗室，求王安石看在祖宗的份上能高抬贵手，王安石则是毫不客气的发作了一通。

天子七庙，供奉的是四亲（父、祖、曾祖、高祖）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十几年前曾经有过太祖赵匡胤的高祖父僖祖赵朓是否该移出太庙的争议。王安石可是发了狠，祖宗的高祖都要被迁出宗庙，何况出了五服的宗室？

王安石沉着脸，并不答腔。但韩冈也不在意，“宗室如此，世人何异？人口多了，当然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变成坏事。福兮祸之所依。遇上天灾，民乏口粮，更多的人口，就是更大的灾祸。天下人口每年增长一成，七年翻倍。增加百分之五，一百人中多添五口，十五年翻倍。可以想象一下，人口多到极致，天下的田亩养活不了那么多人，那么结果又会如何？”

“大宋现在人口一亿，十五年后，还会有多少？更别说还有多少逃户隐户，都没有计入进来。那些都是少了几分税，就能勉强苟活下来，虽然干犯法令，却也其情可悯。但他们家里面又多了几张嘴后，还有多少能活吗？兼并之家，田宅万亩，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天下户口，客户据其三分。天下户口，客户据其三成。越是富户，越是囤积粮食。熙宁七年八年，并不是天下的粮食不够吃，就是河北民间，早在粮食吃尽前就有流民在道，何也？富者有三年之积，无惧灾异。而贫户，连隔夜粮都难有有恒产者有恒心，家无产业，也就心无顾忌，稍有动乱，此辈便是最大的祸源！”

兼并的坏处，任谁都明白。驳也难驳。韩冈是堂堂正论，换了谁上来，都没办法驳斥。

如今有保赤局，有厚生司，人口也是增加得更多。卫生防疫制度的确立，让国家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了许多。

如果不从韩冈的指引，内守自足，百年之后，当土地再也承受不了人口上的压力，还能再安享太平吗？——那大宋国是要完了啊。

“危言耸听。”蔡卞前面被韩冈堵了许久，终于等到了机会，“天下荒地甚多，尚未开辟的不知凡几。何况上有圣君，下有贤臣，安民有术，何忧致乱？”

“编修所言甚是，天下荒地的确不少。寒家在巩州有田三百顷，都是新开辟出来没几年的。在巩州，人人有田，最少都有一顷，一个都头以上更没有一个在十顷以下。但这些田是哪里来的，是从蕃人手中夺来了！敢问编修，君家在福建，有几顷地，可比得上巩州一名守门官？”

“三代不论，汉四百年，唐三百载，其亡可是人多地少？西汉东汉皆有两百年，唐至安史前亦有百四十年，其致乱，可是人多地少？”

“因为人多地少有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溺婴！生子不欲举，辄溺之水中。江南人烟稠密，尤其是九分山水的福建，由于田地稀少，更是溺婴成风。编修家在福建，此事有也无？也就是近年来，有了交州和两广粮食运抵泉州，压下了粮价。编修宁可坐视国中的人伦惨剧，陷君于不仁，却要保护那些蛮夷。多年向学，却不知学到哪里去了？墨翟之徒也只是一视同仁，没有说重禽兽而轻国人的。”韩冈重重一哼，一甩袖子，“名为儒，实为蠹，君辈也！”

道统之争，争的是意识形态，争的是人心向背，争的是国家发展的纲领，

儒家跟佛家不同，从孔子开始，就是一门注重现实的学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跟诸子百家一样，以治国理民为核心。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的是复三代之治，佯为复古，实则变祖宗之法。通过多种途径改变旧有的分配。

而韩冈的主张，则是明华夷之辨，扬夏贬夷，为扩张而寻求理论依据。不服教化，那就是禽兽，人杀禽兽，天经地义。但光是理论是不够的，在现实中，必须要有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是紧迫性，从人口着手，逼迫朝廷采取扩张的国策。

当整个国家，循着韩冈的思路，循着气学的理论，来发展来扩张，这道统谁属还要多想吗？